宋朝制度规定，出戍禁军每三年换防一次，苏轼在《定军制》一文中有“三岁而一迁”的说法。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岁岁戍更就粮”，也是夸张的说法。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紧迫已经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宋朝的君臣又采取了哪些对策呢？宋真宗奢侈靡费，严重伤害了国家的元气，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明的君主，但他又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罢免了范仲淹等贤明的大臣，使得“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就夭折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朝的衰败正是从宋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夫之）说得好：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他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修边防，不整军备，不练士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用岁币换取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百姓能免于战乱之苦固然是好事，但国家完全放弃守备，大量裁减边防，使人心耗散、松懈到这种程度，后来的继承者就很难办了。每年向辽国输银五十万两，还俯首自称是送给友邦的礼物。对李元昊父子也是以礼相待，以奉送绢银的方式向他们乞求苟且平安，仁宗并不觉得可惜。那些执掌大权的臣子、辅佐皇帝的谏议官员，无论他们在朝还是在野，总是一副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的样子，讨论一个典章的是非，把西北那些狡诈之徒放在那里，好像是天造地设不可侵犯似的。国家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幸好没有遇到像耶律德光、李继迁那样十分强悍的人，还可以暂时靠贿赂免除灾祸。如果不是这样，则刘六符这样的人虚张声势地恐吓几声就吓得魂飞魄散了，那么一旦有人迅速起兵而席卷河朔地区，并向开封、洛阳进发，皇帝他会不成为另一个石重光的机会是多少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历代皇帝中比较善良的人，如果在他的左右多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大臣，宋朝也许可以自己振作起来。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大臣，史书中比较多地称赞他们的贤德才干，而心平气和地考究当时的真实情况，的确是人才荟萃，但上等人才却差不多绝迹了。其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立志于改弦更张的人，只有一个范仲淹。论才志谋略，他比王安石要低好几个等级。然而，他因为宋仁宗的信任不专一，被人用离间的办法迫使其离开京城了。其余最著名的，像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他们的道德、学问、文章都是可以照耀千古的，但他们在朝廷做官，却只会调和、和稀泥、拾遗补缺，虽然有一些作为，但不能衡量根本，而只是强调细枝末节。当此内忧外患特别紧迫的时候，他们在改变国家长久衰弱的状况、促使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并不能恪尽职守。这些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员对外部的了解几乎到了无知的程度，只知歌颂太平盛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忧患的事情。就像汉朝的贾谊所说，把火种放在堆积起来的柴草下面，自己睡在柴草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于是就说很安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王安石的人，他起来扰乱这些人正在做着的美梦，于是一个个都把王安石视为仇人，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最初见到宋神宗的时候，宋神宗问他，本朝享受了百余年天下平安无事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退朝之后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回答他的问题，信中说：
宋仁宗像
（前略）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死守着乱世的风俗习惯，竟然没有在亲友和群臣之间议论过，与皇帝早晚相处的只不过是宦官和宫女们。皇帝出来处理政务，也只是讨论各部门的一些小事，不像古代那些有大作为的皇帝，和学士、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用来指导对天下的治理。一切听任自然变化的趋势，不强加主观努力，所有措施的名义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也不去考察和了解。君子不是不被重视，然而小人往往也能混杂在里面；正确的议论不是不被采纳，但是邪说有时也被接受。用诗赋、背诵从天下的士子中选拔人才，却没有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法令制度；以科举的名次和资历来排列朝廷官位的高低，却没有考核官吏的办法。监司不是通过检测观察得到人才，守将也不是经过考察挑选的官吏，官职调动频繁，很难考核他的成绩，那些喜欢游说空谈的人就乘机冒充好人混了进去。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往往都能得到显要的官职，而没有后台又能忠于职守的人却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从上到下都偷安懒惰，只求能取悦皇帝，虽然有能干的人在其职位上，但他们和平庸的人没什么两样。农民苦于各种徭役，却不见朝廷有什么特别的救济抚恤，又没有安排官员为他们修整农田水利。军队中掺杂了许多老弱病残，却并不加以整顿训练，也不派遣得力的将官，给他们长期驻守边疆的权力。禁军收罗的都是些兵痞、无赖之人，并没有改变五代（梁、唐、晋、汉、周）以来对军队姑息笼络的旧习俗。皇族中也没有教育、训导、选用人才的措施，这不符合先王以德才为标准决定亲疏升降的用人原则。至于治理国家的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帝勤俭节约，而百姓却不富裕，虽然皇帝发奋勤劳，国家却不强盛。好在不是外部敌人强盛猖獗之时，又没有尧、汤时的水灾、旱灾，因此，天下平安无事，超过百年。虽说这是人为的事，但也是老天帮忙啊！（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