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这番议论在今天看来有其偏颇之处，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以及当时中国的现状和面临的严峻形势，他的这种议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当大宋建国的时候，辽国已经显露出衰败之象了，而西夏尚未强盛起来。这时，假使宋朝能振奋精神，使军力稍有增强，那么对于辽国，就像折个鞭子鞭笞它，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宋朝竟像养痈疮一样，养患数十年，结果把自己搞得衰败了，而辽、夏却都强大了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正是宋太祖独有的那种心理——一定要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这种心理传到后代就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老百姓相沿成习，于是懦弱而缺少勇气就成了宋代的风气。到了真宗、仁宗的时候，把忍受屈辱视为正常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与王安石赶上了这种衰败局面的末流，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说不尽的国仇国耻，却想着在逆境中奋起振兴大宋朝。
我认为，宋太祖的政策核心在于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募兵这种恶劣的制度虽然发生在唐朝，但最终确定下来是在宋朝。宋王朝的募兵制度是将全国的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城周围，而这些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是社会上的游民。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招募饥饿的灾民来扩充军队的名额。历史学家称赞这种制度，认为把这些游民收编在军队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人被豢养起来，不再扰乱社会，就使得现政权的保险系数高了一些。但其本质却是使得除了保卫大宋天子的军队之外，举国之中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了，我所说的“使其民弱”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边防要地也需要军队防守，但是这些部队都从京城派遣而来。驻守各个地方的军队则实行经常更换的“戍更”制度，统率军队的将官也是朝廷派遣的，这就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历史学家赞美这种制度，认为它使得将领与将领之间、直接领导军队的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中央首长之间能够相互制约，不致相互勾结而形成一种势力，由此可以防范有人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使得黄袍加身的事情不再发生。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其实是要在将帅与士兵之间造成一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以此防止晚唐、五代期间藩镇拥有私家军队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其将弱”。不过，使其民弱、使其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其兵弱，就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了。然而，按照他的这一套办法去做，他的兵又怎么能够不弱呢？聚集数十万社会上的游民，吃着官府供给的粮食，终日闲得无事，四处游荡，一年也不摸一下兵器，这些人必然习惯于偷懒而一无是处，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何况，宋朝的制度又沿袭了五代时期朱全忠所建的后梁王朝惩罚盗贼的陋习，给士兵文面刺字，使其社会地位低于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认为自己是良民，也以当兵为耻辱。既然上司把他们当作品性不端的人对待，却又希望他们为其卖命，与国家、君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这怎么可能呢？我所说的“使其兵弱”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国内所谓强悍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当了兵，而兵弱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依靠他们打仗了，其将帅之弱也就更加严重。把这样的军队派到战场上去，即使五尺之童也知道他们无一幸免是去送死的。而国家有了危难，边防告急，想让老百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更不可指望。国家积弱到了这个地步，想在两种憾事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只能低头屈膝请求别人让我当这个皇帝。此外，没有其他出路。试问，稍有血性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心安理得地坐视不管、毫无作为吗？
国家最大的政治，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财政。宋朝的军队是这个样子，它的财政又如何呢？由于宋朝将军队全部聚集在京城周围，所以它只能将全国各地生产、创造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到京城来，以供养这些军人和军官，却不给京城以外的州留下任何财富。开国之初，军队只有二十万，其他多余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国库当中还有一些盈余。到了宋太祖开宝末年（976年），在册的军人就达到了三十七万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军队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又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万。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和宋神宗熙宁初年，军队的数量大致也维持在这个水平。军队的数量既然与日俱增，那么只能将民间的财富尽可能地集中起来以充实国库，而出戍禁军每年一次的换防，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可计数。宗室、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每年也在增加。而且，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也要五百多万贯。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郊祀用了七百余万贯，东封泰山用了八百多万贯，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花费一百二十多万贯，修建老子享用的明堂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贯。宋太祖开宝（968年）以前，每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很难详细考察，然而，到了宋太宗至道末年（997年），每年的收入是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贯，还是有一些盈余的。过了不到二十年，即宋真宗天禧年间，每年的总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贯，总支出是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贯。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总收入只有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贯，总支出却达到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贯，还有临时费用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贯。宋朝的老百姓并没有比他们的前人更富裕，但是二十年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却增加了十倍以上，他们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何况，自宋仁宗嘉祐年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1056—1067）这十来年，当年的支出超过当年的收入，都在两千余万贯。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宋朝的政府和国民都离破产不远了。而当时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还喋喋不休地指责他谈论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试问，没有王安石的善于理财，宋朝作为一个国家还能生存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