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异十八）
元鲜於枢书王安石诗
《宋史》在王雱传中采用了这种说法。
《邵氏闻见录》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性情险恶，凡是王安石所作所为中不近人情的地方，都是王雱教的，吕惠卿像奴才一样侍奉他。王安石设置条例司，开始用程颢作为下属。程颢是个贤士，一天，天气很热，王安石正与程颢说话，王雱蓬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女人的帽子走出来，他问王安石，‘你们在谈什么’？王安石说，‘新法一再遭到人们的抵制，我在与程颢商议办法’。王雱伸腿坐在地上，大声说道，‘在大街上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新法就能施行了’。王安石说，‘他胡说呢’。程颢说，‘我正在和参政大人谈论国家大事，孩子怎么能够干预，请你退下’。王雱不愿意离去，程颢从此与王安石有了隔阂。王雱死后，王安石罢相，有一天他坐在钟山上，恍惚之间看见王雱戴着枷锁，像一个囚犯的样子，王安石于是将他所居的牛山园宅捐献出来，建了寺庙，为王雱祈福。后来，王安石生了疮，非常痛苦，曾对他的侄子说，‘快把我的那些《日录》烧了吧’。侄子哄他，烧了一些其他的书来代替，于是王安石就死了。还有人说，后来又有人见到了他。”李绂的《穆堂初稿》有《书（邵氏闻见录）后》一文，其中说：“《虞书》戒无稽之谈，《周礼·大司徒》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百姓，第七种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制造谣言一定要施加刑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的这些虚妄不实的话完全可以搞乱是非，使相关的人受到伤害，即使在他的身后，也会在很长时间之内受到人们的侮辱和耻笑。如果幸好这样的话出自轻薄浮浪的小人之口，听到这些话的人还可能半信半疑；如果不幸这些造谣的人被错误地当成了有名望的士大夫，那么，虽然是贤人君子，也可能相信他说的话。而受到诬陷的人万世都要蒙受不白之冤，这不是很残酷吗？从唐朝开始，人们喜欢编写小说，宋朝、元朝更加兴盛，像钱世昭的《钱氏私志》、魏泰的《东轩笔录》，在这些书里，‘孟主贤臣’，动辄就会遭到诬蔑。至于《碧云》《焚椒录》，胡言乱语已经到极点了。这些书中看上去可以相信的东西不会超过《邵氏闻见录》。现在看来，他们随意谈论的这些东西毫无根据，完全是诬告妄言，失去了真实性，与钱世昭、魏泰之流没什么区别。《邵氏闻见录》所记载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没有能超过王雱谈论新政这件事的。”
在父亲面前，还有贤人在座，就蓬头散发，拿着女人的帽子，随口妄谈，要砍韩琦、富弼的头。容貌和言语竟狂妄、丑恶到这种程度，使得天下后世的读者因为讨厌王雱而讨厌王安石。我曾经想过这件事，王雱以贤人的资质早年就致力于经学，著书立说，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已经写了数万言，怎么可能是个无知无识的人呢？今年消暑有余暇，偶然翻阅了一些书，简单地核查考证了一下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才知道《邵氏闻见录》是在无端地造谣和诽谤，绝对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四月开始施行新法，八月举荐程颢做了条例司的官员。第二年的五月，程颢就因为与人意见不合转任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王雱是治平四年（1067年）丁未科许安世榜的进士。第二年是戊申年，也就是熙宁元年（1068年）。到了熙宁二年（1069年），王雱已经由进士授予旌德县尉的职务，远到江南去做官了，这样看来，王安石与程颢谈论新政的时候，王雱并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皇上召见王雱并让他担任了太子中允和崇政殿说书，这时他才回到京城，而程颢到外地任职已经一年多了。怎么能像邵氏记载的那样，他听到程颢他们的议论呢？邵氏想要形容王雱的丑陋，就诬蔑他蓬头散发，光着脚，想要坐实他的蓬头散发，光着脚，就说那天正好是夏天暑热，却没有想到程颢任条例司官员是在八月，第二年五月就转到外地任职了。他是从深秋开始，到初夏，其间并没有暑热的日子。程颢比王雱大九岁，大约就是他的兄长，而韩琦、富弼甚至是王安石的前辈，他们的威望不是程颢可比的。邵氏说，程颢很严肃地指责王雱，‘我与你父亲正在谈论国家大事，孩子不应参与，请你退下’。王雱听了这话，当即就退下了。这个王雱既然敢说斩韩琦、富弼的头，却很在意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又是父亲属下的人，一受到训斥就离开了，这是不合乎情理的。邵氏又说，王安石在钟山恍惚之间看到王雱戴着枷锁等，这种鬼魅的传说是不值得辩驳的。司马光说，三代以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误入地狱见到所谓的十王呢？那是因为没有人记载这样的事，如今邵氏的这种传言却被采纳到正史之中，又不能不辩，目的是不想让王雱在后世还蒙受这个恶名声，遏制稗官小说编造历史之风的滋长，不让人心风俗受到更多的危害。有人说，《邵氏闻见录》大约是邵伯温死后绍兴二年（1132年）他的儿子邵博编辑的，邵伯温不应该编造到这种程度。也许是邵博做的吧，大约当时社会舆论正在对王安石进行攻击，邵博希望借助于他所编造的这些离奇故事来讨好社会舆论，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