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书法
吕嘉问、字望之，帮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本传极力丑化、诋毁他，但王安石曾经写过祭奠他母亲的文章，其中写道：“你生了一个有才干的人，我对他只有叹服和称赞，他秉公守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改变初衷。”王安石辞官回到江宁后，吕嘉问知江宁府，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诗的最后一段是：“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衿，藉草泪如洗。”吕嘉问的为人一定有值得我们欣赏的，而《宋史》的记载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1019—1077）常秩字夷甫，有道的人，也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宋史》因为他是王安石的朋友而诋毁他、丑化他。本传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他都辞谢不应。熙宁三年（1070年），下诏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他才来到朝廷，奏对之后就要辞谢回家。皇帝说，‘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能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回去也不迟啊’。就拜他为右正言。”本传还写道：“最初，常秩隐居不出来做官，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是个隐者。后来王安石做了宰相，施行新法，引起天下沸腾，认为他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到他所颁布的新法，认为很好，再一下诏，他就来了。在朝廷中担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没有什么建树，声望也就一天天衰退了，当时很多人讥笑他。常秩对《春秋》很有研究，著有讲解《春秋》的文章数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止《春秋》时，才完全避讳不再讲他的学问了。”
今天看来，在同一传记之中，前后相去不过数行，就记载了这么多的矛盾，这是在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见过的。神宗是在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在这一年即位）十月下诏请他来京城的，常秩多次辞谢，没有去，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他才开始入朝，本传前面的记载是对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常秩被召，是在以王安石为宰相的前两年，而常秩来到京城朝见神宗是在王安石做了宰相的两年之后，而且仍然有三次派遣使者聘请，又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他才勉强来到京城，这怎么能说是“一召即起”呢？为什么他们喜欢诬蔑别人竟到了这种程度？但又为何这么笨呢？刘敞的《杂录》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颍州人，开始时不为人所知，欧阳修在颍州做太守，要求官吏整理郡中的户籍，核实订正他们的等级，常秩的资质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清廉贫苦，希望能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感到很奇怪，向他们询问，都说常秀才很讲孝悌，是个有道德的人，不是个一般的庸人。欧阳修为了修改他的户籍请他来相见，很喜欢他的为人，常秩这才出名了。”如今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1066年）到熙宁三年（1070年），他与常秩的诗和书信有十几条。欧阳修比常秩年长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愿意包着头巾，拄着竹杖，穿着葛屦，和先生一起四处走走。到他去世的时候，王安石为他写了墓表，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着刘敞、欧阳修、王安石三个人的贤德，他们都这么向往常秩这个人，这个人的贤德也是可以想见的了。而《宋史》却这样诋毁他，而且还说他：“做学问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反而追随着时尚，不断变化，就像装在水井上的桔槔，想要它不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只是因为他与王安石往来，就把他抨击得体无完肤，想不称它为“秽史”都不行啊。它还说常秩因为避讳不再讲他的《春秋》了，根据我的考证，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常秩就是有取悦王安石的想法，也用不着讳谈《春秋》啊，对于这种诬蔑，辩都不用辩了。
这个问题将在“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一章详细讨论。
崔公度（？—1097）字伯易，学问渊博，文章写得也好，当时人们称他为“曲辕先生”。曾经作七千字的《感山赋》。欧阳修和韩琦都很器重他，刘沆举荐他“茂才异等”，他以生病为理由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有应召。英宗时（1064—1067），授予他国子监直讲，他以母亲年老为理由再次辞谢。幼时他与王安石就是好朋友，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有《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的去世感到悲痛，说：“世间能够了解王逢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王逢原安贫乐道，超越凡俗，和王安石正是同样的节操。而崔公度能够得到他们二人这样的称赞，那么他的高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宋史》本传说他：“只知道取悦王安石，拍他的马屁，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蹲在厕所里见他，他也不在意。还从后边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过头去看他，他笑着说‘你的带子上有污垢，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看到的人都笑了，也够恬不知耻了。”嘿，不知王安石蹲厕所时为什么还有人在旁边，说见到的人都笑了，为何厕所里会有这么多人呢？这真是不尽情理而且极其肮脏、卑劣的话，居然写到正史中去了，这是什么样的用心啊！关键是，只要这个人稍微得到王安石的礼遇，务必丑化、诋毁他，使他不能和人类站在一起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