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
丘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
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车。
山泉皋壤间，适志多所经。
汝何思而忧，书每说涕零。
吾庐所封殖，岁久愈华菁。
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
芰荷美花实，弥漫争沟泾。
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
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
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
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女儿在京城中思念亲人，而他在为她化解忧愁，不仅诗写得很美，而且慈爱和孝顺的本性都跃然纸上。其中说到的“授汝季”，指的就是他的二女儿，蔡氏女子。王安石还有《寄蔡氏女子》二首：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溜。青遥遥兮纚属，绿宛宛分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上下，鱼跃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
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是蔡京的弟弟，《宋史》把他入了奸臣传。如今我们看传中的记载，他们所说的“奸”的证据大部分暧昧不明，例如说蔡卞性情深沉不爱说话，章惇尚且在他的算计之中。章惇的行为很容易看清楚，蔡卞的心思就很难猜测。又说他中伤好人，都是秘密上疏给皇上，凡是这些都是所谓莫须有的罪名。又说他毫不怀疑岳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认为那都是完全正确的，专门支持“绍述”的主张，对上欺骗皇上，对下胁迫同僚。但这只是《宋史》所说的“奸”，难道要强迫天下后世的人都认为这是“奸”吗？后来，蔡卞因为蔡京勾结童贯，当面指责他，蔡京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蔡卞，蔡卞最终因此被罢免官职。蔡京和蔡卞就像是盗跖和柳下惠，虽然是兄弟，但性情、人品完全不同。还有王雱，他也是不会玷污王安石的。
王安石居家很俭朴，自己主张生活要淡泊，从小到老不曾有太大的改变。这些散见在他文集中的诗文，历历在目，可以证明。《续建康志》说：“王安石再次辞官之后，以名义上的宰相判江宁府，在白下门外建造府第，这里离城七里，离蒋山也是七里。平日骑着一头驴和几个随从游览各个寺庙，想进城了就从湖上划着小船过去，大概从未骑马或坐轿。他住的地方四外没有人家，他的宅子也只能遮挡风雨，又不建院墙，看起来很像个旅馆。有人劝他把院墙建起来，他也不听。元丰末年，他得了病，上奏将这个宅子舍给了寺院，赐名‘报宁’。后来病好了，在城里租了一所房子居住，不再造房子了。当地的百姓说，‘如今江宁县治后面废弃的惠民药局就是王安石在城中租住的房子’。”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也说，王安石质朴俭素，终生好学，不把官爵放在心上。吴草庐也说，王安石的行为不同一般，他的意志非常坚决，不把富贵看在眼里，没有任何利益能把他淹没，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啊！世上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啊！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王安石的学术对于他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凡是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为什么还要在此之外再来探讨他的学术呢？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还是有可以探讨的地方。
两千年来，谈起学术，没有不把经学作为根本的。但所谓的经学究竟说的是什么？各种解释完全不一样。汉代刚开始的时候，传授经学的人都讲解经里面所包含的大道理，即经的主旨，不在章句上下功夫。而且，他们所讲的这些道理都靠口口相传，很少写到竹帛上面。因为是口口相传，一定是有所体会才讲得出来，不会凭想当然来进行解释，应当能得到经的本意。但是，由于他们很少写在竹帛上，听他们讲解的人很少，也就没有办法长久地流传下来，自从各位大师去世之后，经学就很难解说了。长安和洛阳的那些儒生多半都用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等学说来解释儒家典籍，他们果真是从孔氏一门得到的传授吗？已经不能确定了。即使有人说是得到了孔氏一门的传授，也不过是诸多解释中的一种罢了，它并不能囊括对儒学典籍的所有解释，这是很明显的。其间有董仲舒以《繁露》来解说《春秋》，还有刘向以《新序》来解释《诗经》，都不是完全按照老师的意思，常常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经典的内涵，把经典中的意义加以引申和发挥，实际上是为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到了东汉末年，离古代更远了，口口相传的方式也更少了，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这几位大儒出现了，开始专门把章句训诂当作学问来传授，在分析文句方面用力最勤，而经的主旨大概就弄不清楚了。从魏晋六朝到了唐朝，文人不喜欢学习儒学典籍，他们互相推崇的只有文辞，有三五个学问渊博的，还是出于佛学门下，儒学很不成气候，没有像样的领军人物，其间出现的像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颜等人，也不过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追随者，虽然用力更勤，但理论上的新发现也更少。到了宋朝，周敦颐的濂学，程颐、程颢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兴起，削去枝叶，深入开掘，经学的局面又为之一新。而他们更关注的却在于个人的身心性命，而用于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却很少有人去讲。说什么只要在个人的身心性命方面，也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有了心得，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不过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发展到极点的时候，甚至于专门标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把它们摆在其他儒学经典之上，而汉朝以来所讲的六艺几乎被束之高阁。固然，身心性命，即所谓个人修养是不能不讲的，然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众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讲的话，性命与天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和他讲的，把这个当作普通的学问，怎么行呢？如果说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都包含在身心性命的学问中，只要掌握了关于身心性命的学问，其他的学问可以不学就能掌握，那么六经就可以删除其中的十之八九了，孔子还要留这些让后人玩物丧志的东西干什么呢？这就是说，对于宋儒的学问，虽然不得不说他们是儒学的一部分，但他们绝不是儒学的全部，这也是很明确的。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学派兴起，也在宋学的范围之内，但确实能独树一帜。说到经义学术，他的功罪与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差不多是一样的。清朝承接着宋明以来学术的末流，而向着相反的方向用力，复古倾向十分严重。胡渭、阎若璩、江声、惠栋开了清代学术的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则建立起坚固的学术壁垒。自从乾隆、嘉庆以来直到今天，每一种经典都有了新的注疏，每个词、每一义都要寻求它的出处，空洞的言辞和没有根据的推测都被严格禁止，考证古代的名物制度，反复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出光亮，使事物露出了本来面目，于是使得古代的各种经典没有不可读的字，没有不可以解释的句子，功劳真是很大啊。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功劳和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之流没什么不同，只能像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等臣子一样，就是再进一步，也只能成为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诤友，这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是致力于解读章句的学问，只是把这种技艺发挥到神乎其神的地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