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
程颐（1033—1107），早年与兄程颢师事周敦颐。他与兄程颢，被世人合称为“二程”。认为“理”或“道”为万物的本原。二程著述被后人合编成《二程集》。
北宋思想家程颢
程颢（1032—1085），理学奠基者。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两千年来的所谓经学都在这里了。由宋到明，是儒学发展出来的另一支脉，虽然在理论上有一些新的开拓，但没有成为主流。而两汉隋唐的余绪在清朝发扬光大达到了极致，其中最伟大的成绩没有超出章句这个范围。当然，连章句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说主旨和道理了，但如果说只要把章句弄懂了，对典籍的研究就已经到头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可以研究探讨的问题了，天下难道有这种学术吗？即使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诸位经学大师又怎么敢说他们的学问就是经学呢？不过话说回来，我做这件事，目的是让世上研究经学的人省去他在解读章句上所付出的劳动，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对经学主旨的研究。寻求经学的主旨，实际上是研究儒学典籍的唯一目的，解释章句，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需的手段。把手段误以为是目的，那么终其一生对于典籍都不会有什么发现，人人如此，代代如此，经学也就成了一个无用的东西。必须能够阐明儒学的主旨，然后才可以说是经学，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但是，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探求各个典籍的大义呢？这其实是最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许多大儒互相谦让不敢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它太难了。当然，我想要明白大义，也是想要明白这个大义的确是这一典籍的大义。然而，怎么做才能确定这个大义就是这部典籍应有的大义呢？这就要求必须得到删定这些典籍的孔子的亲自传授，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应该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更求其次则是应该从他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或从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从根本上说，没有口口相传，就没有人可以了解怎么来取正、调节，使之适中。如果同意这种说法，那么只有先秦的那些大儒才可以讲经学，其次则是西汉的那些大儒还勉强可以讲经学，从此以后，口口相传既然已经消亡，经学势必已经成为绝学，后来的那些儒学大师为什么不敢去探求儒学的大义，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就这样长此下去一直到历史的尽头吗？那么，孔子删定六经，能够流传下来，是为了让后人玩物丧志吗？整个天下的人在章句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据方面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则没有一点儿好处，何必要用这种东西来扰乱人们的精神呢？
所以，后来的儒家学者既然不能从孔子或孔子的学生那里得到口口相传的亲授，没有其他办法，于是有人独自抱着一本流传下来的典籍，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典籍的含义，自己去探求它的主旨和意义。他们探求来的大义果然就是孔子的大义吗？我不敢断定。然而，如果在十个意义中有一个意义是和孔子一致的，那就没有白费力气。就算都和孔子的意思不一样，但人人都这样去探求，那么一定会有一个是和孔子一样的。即使没有一个是和孔子一样的，但整个天下都能有思想的自由，人的性灵会因思想的沟通越来越深刻，也许有人能够发现古人未曾发现的奥妙，不专门做六经的注脚，而是要做六经的翅膀，他们的功劳不是更伟大吗？我认为，如果生在汉朝之后仍然想研究经学，除了这条道没有别的道。如果连这条道都不可取，那就等于说应当废除经学，不允许人们从事这项事业了。用这种办法研究经学的开创者是西汉的董仲舒和刘向，而发扬光大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执政的时候写了《三经新义》颁发给各位学官。所谓“三经”，就是《周礼》《诗经》和《书经》。《周官新义》是王安石亲自写的，《诗义》和《书义》出自他的儿子王雱和门人之手，下面把它们的序摘录在这里。
《〈周官新义〉序》说：
士人被世俗流行的学问蒙蔽已经很久了，皇上很同情你们，要用儒家的学说来改变这种状况，就集中了儒臣来解释这些经典的宗旨，并将其传播到学校去，我就负责《周官新义》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