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绾（1028—1086）邓绾的确是个反复小人，在王安石提拔的人当中，这个人是最为不肖的。王安石虽然曾经推荐了他，但后来讨厌他谄媚自己，于是自己弹劾自己举荐失误，王安石绝不文过饰非，从这里可以看到了。然而，世上却说他喜欢谄媚的人，为什么他做的正好相反呢？
许将（1037—1111）他究竟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然而，他在熙宁初年被破格提拔，不能说没有王安石的作用。欧阳修曾经称赞他的文章风格像王沂公，他考中进士授予外任做满一届之后，不愿参加馆职考试，这点与王安石一样，对荣誉和利益都看得很淡泊。王安石很欣赏他，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他在担任流内铨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去代州土地，朝廷派出的使节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派他去，当面使得辽国的使节萧禧折服，完成了他的使命安全返回。他在酒席宴前、杯酒之间，用外交谈判的手段使敌人折服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啊。他做尚书兵部判官，整理保甲法，成绩卓著。他知郓州，老百姓没有犯法的，父老乡亲感叹地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逐条讲述军事策略非常全面，等到用兵西夏的时候，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的数量，他马上写好呈递上去。第二天神宗再问那些大臣，没有人说得上来。到了绍圣初年，有人提议要挖司马光的墓，他又进谏制止了这件事。由此看来，许将这个人的才干、谋略、品德、度量都是非常优秀的，王安石在执政的时候特意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面评论他的时候只说他努力制止挖司马光墓这件事是可取的，其他的事一概不提，这样做是随意地表现自己的好恶公正吗？
邓润甫（1027—1094）由于王安石的推荐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不久又被提升为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后做了御史中丞。他在成为进士后，曾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人，召他参加考试，他没有参加。王安石喜欢他的淡泊名利。元丰末年，神宗派遣李宪征西夏，邓润甫极力谏阻，不久就被蔡确陷害了，丢了职位，被贬知抚州。这个人也是个很耿直的人。《宋史》谈论他的时候说：“邓润甫最早称赞提出继承熙宁、元丰变法遗产的主张，虽然还有其他长处，也就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了。”啊，这又是和韩绛、元绛、陈绎各传的笔法相同啊，一旦和奉行新法沾边，有了再多的优点也装作看不见，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王子韶也是一个善于钻营奔走、追逐名利的人，王安石最初用他为制置条例司属官，后来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里行，但他很快就被罢官，知上元县，也许王安石自己意识到用错人了？
吴居厚（1039—1114）吴居厚虽然不是王安石举荐使用的，但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开始时他做武安节度推官，推行新法特别用力，统计闲置的土地，均给梅山的瑶民进行耕种，取得了一定成绩，升为大理寺丞，后又补司农属，后来出任河北常平仓提举。他以新法为典范，增订补充调整《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说他工于心计，精心筹划，查考审核，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又说他鼓励莱芜、利国两个地方的官员自铸大钱，每年可获得十万缗（一缗为一千文钱）的收入。元祐时，治他的罪。绍圣年间，他为江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利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都靠它来获得好处。崇宁（1102—1106）年间，他被任命为宰相。史书上说他在位的时间长，没有非常明显的毛病，但善于聚敛财富，这被看作最大的污点。如今以《宋史》本传指责他的罪状来看，他核实闲置的土地均给瑶民，非常符合招抚的政策。冶炼铸钱，使得一个国家的金融货币更充实，国家与百姓都得到它的实惠。如果说到他疏通河道，以利漕运，这是史家也肯定的，这些都不能说他搜刮民财。只有每年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果然是用损害百姓的办法来使得国家获利吗？也许是他办理得法，自然取得的效果？今天已经很难臆断了，为功为罪大概也没有定论。然而，即使史家特别讨厌他，也仍然说他没有明显的毛病，可见这个人是很能知道自尊自爱的，既然能够知道自爱，而理财的能力又如此厉害，那么王安石把他从一个小官吏提拔上来，也不能说是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