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去世以后，他和太后争论册封谁做皇帝，就因为这件事遭到贬谪和流放，最终死在那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主张立的简王、申王究竟如何，不过宋徽宗荒淫无道，最后使得宋朝灭亡，是从古到今大家都能看到的。怎么知道章惇不是平时观察宋徽宗这个人不适合做皇帝，故意出来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没有理由指责章惇有罪，如果只是因为他延续了熙宁、元丰的改革，就说他是奸人，那么他也只是奸其所奸而已。
他最为世人诟病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二是请求废除宣仁太后的名号。请求废除皇太后的名号确实是有罪的，至于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也还是以元祐时人对待熙宁、元丰时人的办法对待他们而已。元祐时的各位大臣做得对，章惇也做得对；章惇做得不对，元祐时的各位大臣也做得不对。有人一定会说，元祐时的那些人都是君子，君子是可以放逐小人的；章惇是小人，小人是不能放逐君子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君子、小人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如果说私德，和章惇的耿直孤傲相比，恐怕元祐时的各位贤人仍然会感到愧疚的；如果是说政见，我没听说过还有根据政见来判断君子、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指责信奉新法的人为小人，那么信奉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相差多远呢？章惇报复元祐时的人，那种残酷的程度确实比元祐时厉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元祐时的人报复熙宁、元丰时的人的残酷程度也比熙宁、元丰时厉害多了。用正直来报答怨恨，这是一种美德。然而这只有崇尚道德的三皇五帝才能做得到，怎么可以拿来要求章惇呢？而且，元祐的各位都自称是君子，他们的道德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何况章惇这样的人呢？我认为，章惇就是一个有才干但喜欢负气的人，至于说他是奸臣，我不能理解。
蔡确（1037—1093）根据《宋史》本传记载的事实考察他，他其实就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在他执政的八年中，始终没有委派他太重要的工作，官职也只是到知制诰而已。王安石施行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他不能说是被王安石任用过的人。
王韶（1030—1081）王韶的功劳已在前面具体介绍过了，《宋史》本传仍然严重地诋毁他，这里不再辩驳。
熊本（1026—1091）熊本的功劳也在前面介绍过，但《宋史》本传对他也有微词，这里也不再辩驳。
郭逵（1022—1088）赵卨、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任用过的边将，在对西夏、安南的作战中都立过功，《宋史》对他们也有微词。
前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古代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使用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某种才能，为了取得成功而已，这些根本不是王安石的缺点。
范子渊、王安石任用的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但《河渠志》记述他建设过的水利工程非常详细，大概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工程，也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宋史》对于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进行诋毁的，所以也说范子渊迎合王安石来邀宠，又说他发明的器具没有用，但如今历史陈迹已经湮灭很久了，他们的是非我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唐坰弹劾王安石，说他对薛向、陈绎颐指气使，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奴一样。王安石在嘉祐五年（1060年）曾经举荐薛向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又举荐他为江淮发运使，不久又举荐他为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是很深厚的。薛向在这些单位工作成绩都很突出，马政、漕运经过他的治理，都革除了过去的弊病。在熙河战役中，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在理财方面的功绩大概和刘晏相当，即使是《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善于使用有才干的人，这也是一个例子。只是我很奇怪，《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王安石屡次举荐他只字不提，是不是不想用这样的事“玷污”薛向呢？唉！
本传称赞他的三句话是神宗对他的评价。
陈绎（1021—1088）唐坰把他和薛向并举，他们都应该是王安石非常信任的人。熙宁年间他曾经知开封府，《宋史》本传只有寥寥数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当政的时候坚决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党，审理案件常常为人平反”这三句。此外就是诋毁他的私德，揭发他的隐私，说他的儿子和媳妇一天晚上都死在士兵手里。又说他善于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山寨版”的颜回。在他的传的后面，史家说：“陈绎喜欢迎合别人做事，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对闺门管理不严，发生了那样的事，廉耻都没有了，虽然他很有管理才能，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根据这些材料来推论，陈绎一定是个操守严正、做事很敏捷也很聪明的人。古代那些老实守法的官吏，他们的政绩有很多是非常可观的，只是历史很少记载，却说他“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是怎么知道他一定是伪装的；他的儿子和儿媳死于非命和他有什么关系，凭什么指责他“廉耻都没有了”？“虽然很有管理才能，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古往今来有这种评论人的方法吗？从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关键的是，只要是王安石关怀过的人，即使是好人也会被说成是强盗，这是《宋史》的一贯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