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异十六）
《宋史·吕惠卿传》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才是变法的主谋，王安石不过是极力地推行新法罢了。好像一切新法都是吕惠卿提出来的，王安石不过就是一个傀儡罢了。我认为这一定不是司马光说过的话，如果真是司马光说过的话，也是他头脑发昏时说的话。王安石的新法平日就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他平时写的诗和文章，以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很清楚了。《答吕吉甫书》说：“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这里说的是吕惠卿帮助王安石，怎么能说是王安石帮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
《宋史》记载王安石和吕惠卿相互攻击的事情很多，他们说的话都很粗俗不堪。如果真像记载的那样，那么不仅吕惠卿是奸邪之人，王安石则是更厉害的奸邪之人。在这方面，蔡上翔辨析得很详尽，这里就不再引述了。但是我们看他的《答吕吉甫书》，他是多么宽宏大量啊，以王安石这样的为人，他怎么肯做这种卑劣无耻的事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个言行一致的人，那么读这封信就够了，如果仍然不信，我在这里唠唠叨叨说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也就不再辩驳了。
曾布（1036—1107）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和吕惠卿是一样的。《宋史》也把他列入奸臣传，我根据本传的文字进行考辨，实在不知道它所谓的奸表现在哪里。当时，各种新法虽然都是由王安石提出大纲，但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多半是由曾布完成的。朝廷上的大臣对新法提出质疑，也由曾布一一进行解答。《文献通考》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其中说到他文思缜密，逻辑性强，以及知识渊博，善于雄辩，他一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本传记载他初次被神宗召见时就上疏，请神宗推诚置腹，振奋精神，让所有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皇上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新法是不可侮辱的。这些话都说到了根本上，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他对于新法，每件事都是赞许支持的，只有在吕嘉问施行市易法造成恶劣后果的时候严厉地弹劾了他，认为官府不应该参与实行兼并，最终因此得罪了吕惠卿，被出知饶州。我们经常说和而不同，难道不对吗？司马光执政的时候，命令曾布对募役法进行修订，他拒绝了，说：“免除劳役这件事，法令制定得非常详细具体，都是从我的手上出去的，现在让我来改变，我没有理由这么做。”他可真是不会变通，太倔强了。后来他在崇宁（1102—1106）年间又得罪了蔡京，蔡京诬陷他收了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他的几个儿子，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诱使他诬陷自己，也是因为他不肯依附于蔡京罢了。《宋史》对曾布丑化得很厉害，以至于把他列入奸臣传中。但是，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这样，其中很多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被删除了，没有记载下来，真是数不胜数。他们指责他为奸臣的原因不过是绍圣（1094—1098）和建中靖国（1101年，宋徽宗年号，只用了一年）年间他两次倡导继承熙宁（1068—1077）变法的成果而已。如果这就说是“奸”，那么为什么不把王安石也并入奸臣传呢？在我看来，曾布是千古以来正直的人，以他的才学完全可以辅佐王安石。曾巩可以说有个很好的弟弟，王安石也得到一位忠实的助手，就像得到夔一样，是很知足的。王安石的冤屈，数百年来为他平反昭雪的还有十余人，而曾布的冤屈千古以来却像是在漫漫长夜之中，我怎么能不为他澄清呢？
章惇（1035—1105）章惇也是奸臣传中的一个人物。王安石最初任用章惇，让他做的是编修三司条例官，后来派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蛮族，开辟湖南四个州府的土地，有功还是有罪，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元丰三年（1080年），他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过了不久，因为他的父亲冒占民田而被罢免，出知蔡州。元祐初年，他驳斥司马光更改后的役法，滔滔不绝说了数千言。司马光的役法依然施行，他在朝廷之上激愤地与司马光争辩，史书上说，他的言辞非常不客气，甚至很荒谬，大臣们都上奏攻击他。他随之被罢了官。而元祐的七八年间，他还有几次因言论被人弹劾。哲宗亲政之后，起用他为宰相，专门把恢复继承熙宁（1068—1077）年间的法令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时被废除的都要恢复起来，大兴党狱，并且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去世以后，皇太后与大臣们商议立谁为国君，章惇说：“根据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同母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每个王都是神宗庶出的儿子。”章惇又说：“如此应以长幼为序，申王应该册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册立。”最后立了端王，就是宋徽宗。章惇因此被贬到越州，不久又被贬到潭州，再被贬流放到雷州，最后迁徙到睦州，死在那里。章惇不肯用官爵照顾自己的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援曾被授予校书郎，其余的都按部就班地走程序，在州县里工作，至今没有特别显赫的。《宋史》本传的记载大致就是这样。根据这些来判断，就足以称他为奸臣吗？就以他不肯用官爵来照顾亲属这一件事来说，他的正直孤傲、洁身自好已经可以使世俗之人感到是一种鞭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