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宗师对于韩绛的儿子，王安石举荐他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仓，史书上说他孝顺，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并不是随便举荐人的。
元绛（1008—1083）元绛因为王安石的举荐做了参知政事，神宗对他关怀备至。他的生平政绩都非常优秀，《宋史》本传也不能进行诬蔑和诋毁，只是在传的末尾说：“元绛到哪里都有很大的名声，但没有独特的操守，也少了一些规矩，对王安石和他的子弟谄媚逢迎，受到当时舆论的鄙薄。”在他的传后有论述说：“王安石为政的时候，一些士大夫中平素很有名气的人，都改变了自己所坚持的，追随王安石去了，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元绛在他的职位上有很独特的成绩，然而他也逢迎王安石，沾染了这种陋习。”如果是这样的话，凡是不肯攻击王安石的人，虽然有千百种美德，都可以用一个“谄”字给抹杀了，于是成了没有独特操守的人。凡是被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史书中的《韩绛传》也说他是个贤人，但在最后加了两句话：“终于因为与王安石为同党，得以从政，好的议论也就少了。”这与《宋史》本传用的是同一笔法，这种议论、这种舆论，它们的价值有多大也就看得很清楚了。
吕惠卿（1032—1111）吕惠卿是《宋史》中被列入奸臣传的人。他肯定不是个君子，这没的说。然而，王安石知道吕惠卿其实是欧阳修介绍的，书信见于欧阳修的文集。嘉祐六年（1061年）欧阳修又有一篇《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中写道：“吕惠卿的才干和见识都很不一般，文章写得也很好，他喜欢用古代的礼法约束自己，可以说是个端庄高雅的人。”欧阳修向来以善于识别人才著称，他推荐的人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而对于吕惠卿，特别说他能够自我约束，说他端庄高雅，这个人恐怕不仅是才学很优秀而已。根据《宋史》本传所记载的罪状，大半是他奉行新法的情况。然而我以为，这些非但不应该是他的罪状，而且可以作为他的功劳。本传又记载他在绍圣（1094—1098）年间知延州，西夏人来进犯，将以全部军队围困延安，吕惠卿在米脂修建山寨来防备。敌寇来了，想要攻城却不能靠近，想要劫掠但野外没有什么可劫掠的，想要求战可诸位将领都按兵不动，想要绕道南方又担心腹背受敌，过了两天就退兵了。根据这个记载，看起来吕惠卿不仅有政事方面的才干，而且在军事方面也很有办法。吕惠卿果然是奸邪的人吗？这应当根据他是否曾经背叛王安石来决定。根据元祐初年苏辙弹劾他的文章，其中说到他与王安石的势力互相倾轧，变成了仇敌，私自拆看王安石的书信等，后来的史家说这是发生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的事。今天，我们看元丰三年（1080年），王安石有《答吕吉甫书》，其中写道（吕惠卿在来信中称王安石为特进相公，王安石恰在这一年被授予“特进”称号，所以推测这封信是在当年或稍后写的）：
我和您本来是一条心的，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意见，但都是因为国家的事情，没有其他的原因。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我为什么要怨恨您呢？别人或许对您说三道四，但我却不想参与。然而，您为什么要责怪我呢？如果说对待世事采取逢迎的态度，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而考察实际情况，您应该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的。您对我的开导，我很明白，看罢以后感到十分怅然。过去对我来说，既没有细微的嫌隙可以怀疑；如今对您来说，又有哪些旧恶值得念念不忘呢？（后略）
吕惠卿来信说：“我看自己虽然浅薄，却还没有因为细小的毛病令人嫌弃；仰望您的高大光辉形象，又有哪些旧恶一直挂在心上呢？”所以王安石在信中这样回答他。这段话的原文见于宋代周《清波别志》卷中。
看到这里，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而最终分手，应该是事实。然而，他们的分手是因为国事呢，还是因为私事呢？还不清楚。根据王安石在书信中的说法，是因为国事。如今我们从各种史籍中考察，也能见到蛛丝马迹。王安石刚刚辞去官职不久，吕惠卿接替他做了宰相，吕惠卿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残害百姓的政策，不符合王安石的意愿。所以，王安石恢复宰相职位之后，就把这两个法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搞乱王安石的法令，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这是因为他的学识有所不足，仍然是可以原谅的。但吕惠卿说自己觉得自己很浅薄，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意思，或者王安石大度包容不再与他计较？我认为，吕惠卿当时一定对阻挠新法、改革的人特别愤恨，想要整治他们，但常被王安石制止。我们看王安石罢相之后不出数月，就发生了流放郑侠的事，就可以想到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阻挠新法的人恨吕惠卿应该超过恨王安石。又因为他与王安石有了分歧，更加给别人留下了把柄。于是史家说到他的为人，认为他猪狗不如。我认为，吕惠卿当然不是优秀的人，但我怀疑“商纣王的错误也没有他严重”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