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1032—1085）制置条例司刚刚设立时，派遣八个人到各路去视察农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的一个，程颢实际上就是王安石特别提拔的人才。后来他因为不赞成新法，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但是，《宋史·王安石传》和《宋史·程颢传》都不记载程颢曾经做过条例司官员一事，大概是觉得受到王安石的赏识是程颢的一个污点，所以要为他隐讳吧？
刘彝（1017—1086）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本来是县尉，也是王安石特别提拔的人。史书上说他因为不赞成新法被罢官，又说神宗选拔管水利的官员，因为他熟悉东南的水利，让他做了都水丞，并不是不用他，因为他有自己的专长，便委派他专门去做一件事罢了。由于他没有在关键的部门工作，所以本传没有贬低他的言辞，而且极力称赞他有才干。
卢秉（？—1092）也是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之一。史书记载他与薛向施行盐法时骚扰百姓，然而他请求辞去发运使一职并交出财物，经过综合考察，他的名声和他的实际情况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后来他出征西夏，建立奇功，他突出的才干才被人了解。他的父亲卢革因为谦让而闻名，而卢秉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声誉。他曾经说，树木如果不培植根是长不好的，就像士大夫要立名节一样。蒋堂体味他的话，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王安石因为读了他的《壁间诗》，喜欢他的谦虚、淡泊，不争名利，所以特意提拔他。卢秉后来去戍守边关，因为父亲年老，多次请求辞官回家，神宗手诏挽留他，他的父亲卢革听说了，也以国家大义为理由不让他回来，后来父亲病重，他才得以回家，从此不再复出。由此说来，卢秉的名节真是非常卓越、鲜明，令人赞赏，也不辜负王安石对他的期望。但《宋史》却说他迎合屈从世俗的爱好，父子二人的为人相差很远。然而，卢革并没有说过他的儿子品行不好，而且是用国家大义要求他，不许他退休回家，而史家竟不许卢革有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奉行新法。
蔡上翔说，谢卿材、侯叔献在当时都号称是贤人，不知根据的是什么书，有待考证。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是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中其他的五个人，《宋史》中都没有传，事迹也不可考。以程颢、刘彝、卢秉为例，他们应当也是很优秀的人才。
吕公著（1018—1089）吕公著后来与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史家都把他看作是大贤人。然而他被破格提拔为显要的官员，其实是王安石推荐的。史家唯恐玷污了吕公著，所以在吕公著的传中讳而不谈这件事，但在他的哥哥吕公弼的传中记载：“王安石知政事，对吕公弼不附和自己很不满，对他说要用他弟弟吕公著为御史中丞，以迫使他就范。”大概这里又想给王安石编织罪名，于是忘了给吕公著隐讳，留下了这个痕迹给人们看。但我确实不能理解，对他的哥哥不满意，为什么还要举荐他的弟弟？而举荐了他的弟弟又为什么能够逼迫他的哥哥呢？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关键是王安石举荐吕公著是明显的，没有异议的。那些诋毁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的人又将如何解释呢？
韩绛（1012—1088）韩绛是王安石推荐选拔的，代替陈升之领导制置条例司，不久又做了参知政事，并继王安石之后担任了宰相。他一心一意地守护新法，当时有“传法沙门”的称号，由于这个原因，《宋史》本传极力丑化和诋毁他。然而，考神宗刚登基的时候，韩琦就举荐韩绛有辅佐天子的气度，这个人的才干、品德都很优秀，并非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了解他。他在早年断案清正廉明，抚慰百姓非常周到，政绩历历可观，做谏官的时候屡次谈到宫廷中积存的问题，尤其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庆州的羌民叛乱，被他一举平定了，可以看出他在军事谋略上也很优秀。他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次打击豪强来缓解百姓的困苦。仁宗感叹地说：“大家都姑息他们，只有你能不屈服于世俗。”一些大臣数次冒犯皇帝的恩泽，韩绛执意认为不应该，他对皇帝说：“我惹得众人不高兴，恐怕会有流言蜚语。”皇帝说：“我没有做皇帝的时候，就听说官员们常拿国家的事情做人情，你能这样坚持是对的，怕什么谗言呢？”他的这种刚正不阿的气节在朝廷中其实是很罕见的。他曾经说，国家要富裕，就应当充分利用土地。他还第一个提出要改革差役法，是一个当政者中非常识大体、顾大局的人。他还数次推荐司马光一点儿都没有党同伐异的想法，这一点尤其令人敬佩。由此说来，王安石举荐韩绛来代替自己，实在是太合适了。以韩绛的贤能，他唯独对王安石心悦诚服，坚持施行新法，不加以改变，新法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宋史·韩绛传》只因这个缘故，在韩绛做了宰相之后就增加了许多诋毁他的话，不顾自己前后矛盾，我于是更加知道《宋史》是不可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