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说王安石专门喜欢任用小人也是不对的，说他任用的人都是小人更是不对的。王安石在给神宗的《论馆职札子》中说：“皇上即位以来，由于在职的这些人能够做事的很少，所以提拔任用的这些人中许多人有点儿小的才能但大节却很成问题。如果这样的人能得志，就会败坏社会风气。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亲近忠良之人。”他这样规劝他的皇上，难道自己倒不这样做吗？在制置条例司刚成立的时候，神宗多次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如今要理财，就必须使用能人。但是，天下的人一旦看到朝廷优先使用能人，而不把任用贤人作为当务之急，恐怕风俗会因此而变得很糟糕。那样的话，恐怕会贻害无穷，所以皇上考虑国家大事是有先后缓急的。”这是王安石关于亲近贤人、疏远小人的谆谆告诫，是非常深切的告诫。所以，与其说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不如说神宗喜欢任用小人，而王安石一直想要矫正他，但没有完全做到。事实上，被王安石提拔任用、关怀过的人，其中被后世称为君子的有很多位，然而这些人有的后来不再支持新法，有始无终，史家于是不认为他曾被王安石任用过。王安石既然一心一意要推行新法，那么凡是不赞成新法的人，虽然想要任用他们，也不可能善始善终，此事在道理上就是这样。说王安石无心任用他们，其实不是这样。而对于始终奉行新法的那些人，后来的史家并不问这个人平日的品行如何，就凭他附和新法这一件事，已经把他当作罪大恶极之人了。不仅如此，往往还虚构事实，一定要给他扣上个恶名才觉得痛快。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时与他来往较多、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幸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安石所用之人怎么能不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而是只要这个人曾经得到过王安石的关心，再经过史家的一番修饰处理，虽然是君子也成了小人。我不敢说王安石任用的人中没有小人，我觉得即便有小人，也绝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严重。凭着王安石的高风亮节，经史家刻画，仍然使后来的读者觉得王衍、卢杞就在眼前一样，那么其他那些在道德节操方面不如王安石的人，授人以可乘之隙，他们受到的诬蔑可能就更加严重了。像韩琦这样的人还可以指责他结交宦官，凭着欧阳修的名声还有人指责他盗淫甥女，而且整个朝廷都为此闹得不可开交，说他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宠而不择手段，甚至欺骗皇上。当时的这种意气之争哪里还有是非之心，他们说的那些话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孙固因为“濮议”一事在朝廷上争论几句，马上被人们斥责为“奸邪”。然而，近千年来指责王安石所用之人为奸邪的，又怎能知道他们的品行连孙固都比不上啊？我并非一定要为王安石任用的人进行辩解，但确实有我不能不说的话，下面就把可以考证的人一一列在这里，并加以评说。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有类似的争论，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
罕见珍品“宋三彩”
1966年在河南省密县挖掘出土，为999年（北宋咸平二年）制，高98厘米。河北及河南各地出土的舍利容器，大都被称为“宋三彩”，是罕见的珍品。
陈升之（1011—1079）陈升之在仁宗时就已经做了执政官员，并非王安石特别提拔。然而，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陈升之序》，大概在陈升之的名声还没有很显著的时候，就希望对陈升之委以重任。到了制置条例司刚建立的时候，就把他调来一起共事，所以神宗以陈升之为宰相一定是王安石推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陈升之担任谏官五年时间，谈到的事情有百余件，这个人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只是因为和王安石共事，史书上说他狡猾多变，善于附会别人来谋取富贵，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就不是我所能判断的了。
王珪（1019—1085）王珪自熙宁初年开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到熙宁三年（1070年）做了参知政事。熙宁九年（1076年），为同平章事，在整个神宗朝一直担任宰相。他是否得到王安石的推荐和提拔我不知道，然而他是一直奉行新法的人，《宋史》本传对他执政前多是褒奖赞美的话，在他执政之后却有很多讥讽、批评的话。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中和的人。
苏辙（1039—1112）王安石最初设立制置条例司的时候，首先提拔他为检详文字。王安石专门提拔小官吏就是从苏辙开始的，后来苏辙因为不赞成新法，出为河南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