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对利沃夫的围攻解除的时候，斯大林远离了这里，返回莫斯科参加8月19号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他愤怒地为自己辩解。当时，华沙战役正在继续，弗兰格尔的军队从克里米亚向北转移。同时，高加索战线上有一个敌军的缺口，可以将军队通过阿塞拜疆推到波斯（Persia）。可以说，整个军事形势处于动荡中，三个方向上都不断变化，但处于第一位的是红军在利沃夫处于落后情况下的战略混乱。斯大林认为政治打击是进行防守的最好形式，于是，他严厉地批评整个军事行动。斯大林强调政治局忽视了与弗兰格尔作战的军队的遭遇，意识到了由此带来的应该是重新恢复俄国内战。他的猛烈抨击产生了效果：尽管托洛茨基予以反击并写了一份报告，但政治局决定“将对抗弗兰格尔的战线视为主要战线”[35]。波兰行动的命运一周内悬而未决，让人无法描述。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在政治局对他的对手托洛茨基进行了沉痛打击，并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对战争进行了战略性地重新定位。
但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胜利并不那么光荣。在政治局中，没人承认他在苏波战争中的计划和行为都是完全恰当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继续对其进行谴责。一份与斯大林的地位相关的议程表下方的条款使双方的争论更加强烈。经过数番讨论，政治局正式给他放了两个星期的假。毫无疑问，这次他依然抱怨自己筋疲力尽，又没有落得好名声。只要不顺他的意，他就会表现出这种在国内战争中养成的行为方式。[36]
斯大林内心的愤怒如熊熊大火，他既不休假[37]，也不放弃与总司令加米涅夫及其靠山托洛茨基对抗。他感到颜面尽失，因此，9月1日回到政治局时，斯大林要求解除他的“军事工作”。与波兰的军事对抗结束后，没有人真希望他继续在红军中工作，政治局便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斯大林便离开了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38]革命军事委员会初创时，他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如果他的意见被拒绝，他将不再为其服务。他不能忘记他所遭受的轻蔑和不屑，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记着讨论对外政策，托洛茨基建议对波兰采取“以妥协换和平”的政策并获得了赞同。[39]对斯大林而言，这是万万不能忍受的。在他看来，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应对战争的处置不当共同负责。现在，托洛茨基竟然想享受和平时期人们对他的众口交赞。弗兰格尔引起了他的警觉，因此，斯大林曾警告政治局要提防整个波兰的行动。政治局曾要求他对付两条军事战线，就好像他对付了一条，然后再被要求去对付另一条。
有些日子，斯大林沉溺于那些他在内战前最感兴趣的事情中。在他的鼓动下，政治局打算以哥萨克人为代价，向土生土长的高加索人求助，并由斯大林代表莫斯科监督执行。[40]他也主持处理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纷繁复杂的巴什基尔（Bushkirian）事件。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对苏维埃共和国表现不忠，斯大林便逮捕了几个成员，并建议将这些人转移到莫斯科进行审讯。[41]同时，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斯大林不愿意被称作格鲁吉亚人。他想使人们都意识到，他凭自己的能力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他对党的总方针有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认为，对于各省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他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人少。因此，斯大林的怨恨就像铁钉上生锈一样滋长、蔓延。像政治局中的其他人一样，他也感受到了过去几年间他在生理和心理上所施加的影响。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感到自己不被认可。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这些感受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到来时仍然存在。
9月22日，列宁带着少有的悔悟态度到达会议现场。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即这是“一次大溃败，一场大灾难”，“将波兰苏维埃化”的秘密工作损失惨重。红军没有受到波兰工人、农民的欢迎，取而代之的是被其“爱国主义热潮”驱逐出来。那么，这种错误是如何发生的呢？列宁承认他一直认为德国的情况让人振奋，波兰仅仅是向德国进军过程中的桥头堡。他也承认：“我绝对丝毫没有假装了解军事学。”他还承认给红军提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能政治局应该接受寇松的建议，进行和平谈判。最好的选择是申请签订一项条约，等待事情“在第一个合适的机会”出现转机。[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