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1919年年中转至西方战线上的彼得格勒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应对无序和反抗的能力。西方战线上的红军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因为在他刚到那里的时候，第三团就投敌了。对此，斯大林是冷酷无情的。5月30日，他在斯慕尼学院发电报告诉列宁，他正在逮捕叛徒和逃兵，指控他们犯有叛国罪，并由行刑队在公共场合将他们处死。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既然每个人都看到了叛国的后果，那么背叛的行为就减少了。[34]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热心于斯大林的横插一杠，揭发了斯大林在察里津的劣迹后被调往西方战线的阿列克谢·奥库洛夫（AlexeiOkulov）这次又打破了斯大林的如意算盘，以致6月4日斯大林很生气地发电报，要求列宁必须在奥库洛夫和他自己之间做出选择。他大声叫嚷说现存条件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照他的最后通牒去做，他威胁要离开彼得格勒。[35]
斯大林的军事活动集中在附属于各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从1919年开始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参加进来。他主要是发号施令。他对战争完全没有经验，没人能找到证明其看过有关战争书籍的证据[36]，而列宁早就读过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书，托洛茨基在1914年以前就作为一家报纸的新闻记者对巴尔干（Balkan）战争进行了报道，斯大林急于证明自己是一个司令官。通过在南方战线、西方战线，再是南方战线、东南方战线和高加索战线上对他的连续任用，中央委员会对他很赏识。斯大林果断坚毅、生气勃勃、面对严峻和无法预测的情况时勇于承担的品质，为他赢得了赞赏。
当然，这也要付出代价。斯大林不喜欢在一个团队中工作，除非他是这个团队的领导人。他唯一顺从的人就是列宁。其实，列宁也发现他这个人很难管，自命不凡，非常敏感。斯大林憎恨托洛茨基和整个旧俄军官中的精英分子。只要有人威胁到他在红军中的威望，他就宣称要辞职。斯大林对上级的命令置之不理，即使这些命令是中央委员会或者其内部的附属委员会发出的。这就是斯大林的自负！他非常善变，反复无常。一旦决定了行动的方针，他想怎么操控就怎么操控。他要求撤了军事指挥官的职，要求改变战略战术。为了满足他的要求，中央委员会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即使以战时党的领导人的标准来看，他对敌视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团体采取镇压的措施也过头了。同时，与托洛茨基相比，他更倾向于把任何不尊重他的人当作人民公敌。
斯大林登上权力峰顶的常见形象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其实，在内战中的那些岁月里，他没有将大多数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也没有以苏维埃国家杰出领导人的身份巩固他的地位。当然，那时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也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委员。但是，这两个角色都没有把他的责任仅仅限制在行政事务中。随着公共事务日益复杂，斯大林的职位也进一步升高。他主持了苏联宪法（theRSFSPConstitution）起草委员会；1918—1919年间，他连续不断地在军事前线工作，并因此成为主要的政治委员；他经常介入到对英、对德、对土耳其和其他强国关系的决策中来；他处理了在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他实施了对彼尔姆地区红军溃败原因的调查。1919年，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起自己内部的附属委员会时，他被政治局（Politburo）和组织局（Orgburo）选中；1920年2月工农检察院（Workers'andPeasants'Inspectorate）刚一成立，他就被任命为该检察院人民委员。
斯大林不是那种传统官僚的形象，而是活力四射的。他几乎参与了政治、军事战略、经济、安全和国际关系领域所有重大问题的讨论。每当有争议的问题悬而未决时，列宁就给政治局成员们打电话或发电报。[37]高层公共生活中，没有斯大林不熟知的角落。如果突然出现急事，政治局就会向他寻求帮助。内战期间及此后，其他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布哈林都将工作固定下来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作需要在公众面前亮相。在红军中，托洛茨基就津津有味地做着这种事情，并获得了高度称赞。这些卓越的领导人也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获得了威望，列宁、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就是例证。既然布尔什维克党人通过共产主义学说进行领导工作，能书会写也会增加他们的威望。因此，内战期间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持续不断地出版著作。但是，斯大林在这些领域无法与之匹敌。他总是四处奔波，在正式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可怜的演说者，根本没有时间去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