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最高统帅保证莫斯科不会沦陷之后，朱可夫不得不排除万难来履行自己的诺言。
当给斯大林发电报和从战场上打电话的时候，朱可夫称他为“最高统帅同志”[21]。这个专有名词是典型的苏联式大杂烩。朱可夫不得不同时提到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又是一位军事统帅。斯大林接受并一直沿用了这一称谓，即使在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他都避免以他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在打电话通知各条战线上的将军的时候，他很喜欢用这样的词语“苏联国防委员会和红军最高指挥部强烈要求采取所有可能的与不可能的方法”[22]。许多年之后，朱可夫对这些难以理解的细节仍然记忆犹新。
朱可夫还记得斯大林在使用假名时是多么的兴奋。在战争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他们之间有了点点友情，而且斯大林也器重朱可夫（尽管斯大林仍然监视他）。他们通过协商的密码代号在电话和电报中交流，斯大林是“瓦西列夫”（Vasilev），朱可夫是“康斯坦丁诺夫”（Konstantinov）。斯大林在1917年就曾用过这个假名，而且这个假名也暗含着他对俄罗斯的自我认同感。假名只是这场战争的小把戏：德国情报机构不会那么轻易就被糊弄，尤其是这个名字斯大林以前早就用过了。当然，我们不应当如此严苛地要求斯大林。（很客观地讲，斯大林并没有高估这一称呼。）这两个人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因此“最高统帅同志”用昵称来宽慰自己也无可厚非。在心情愉悦的时候，就像他懂得如何恐吓他的军队下属一样，他同样懂得如何来鼓励他们。
然而，他不愿去前线视察。事实上，除了不得不去参加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同盟国会议之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莫斯科。当他无畏地鼓动指挥官们不要怕的时候，自己却不愿冒险。这儿有个特例，并曾在媒体中广为吹嘘。他曾在1942年去过一次前线，假装视察战役的进展程度。当他临近交战区域三四十米处的时候，明斯克－乔斯（MinskChaussee）的指挥官接待了他，并建议：如果您再往前走，我们就无法保证您的安全了。斯大林一定知道了他们要这么说。这次是在战争的直接行动中，他靠近前线最近的一次。他从没有见过流弹。但是，和军官们进行过多次讨论，并且在适当地表示失望后，斯大林“愤愤”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官方的宣传当中，这次旅行意义重大。《真理报》的报道描述的则是斯大林确已到达前线并且给前线的指挥员做了许多必要的战略与策略部署。
米高扬没怎么奉承这次前线之旅。他写道：“斯大林并非是最勇敢的人。”据说斯大林与他的指挥官们谈话时会感到内急。米高扬推测那可能是极度恐惧而不是一般的消化反应。无论如何，斯大林都应身先士卒。他能询问路旁的灌木状况，但是那些即将解放德国占领区的部队的将军们无法保证后面的地雷是否清理干净。米高扬很清晰地记录下来“在那儿，最高统帅看见每一个人都赤身裸体地在柏油路上做他们自己的事。这样他就完成了‘侦察前方’的任务。于是他便径直回到莫斯科”。[23]
避免没必要的冒险是一回事，只是斯大林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罢了。但是，如果说他是懦夫就不公平了。也许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战争获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缺少了他，属下的军官和政客就无法应付时局。当然，一旦从1941年6月22日的震惊中缓和过来，斯大林并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他或因成功领导军队和政府而生或因此而死。为了这个夙愿，他做到了鞠躬尽瘁。并且朱可夫赞扬斯大林填补了自己早期对军事的无知与缺乏经验的空白。在战争期间，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加上他有处理艰苦工作的特殊能力，在红军最高指挥部的时候，他已把自己提升到能熟知错综复杂的军事情形的水平。后来，赫鲁晓夫讽刺斯大林一直试图在他办公室里的那个小地球仪上来跟随战争的脚步。而且这种印象通过之后的证据也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当威吓他的军官以及经常给他们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的同时，斯大林也赢得了他们职业上的钦佩。
不仅是军事部署，就是关于社会和经济的整个民事部门的安排也尽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他时刻关注着所有的资源，并且在他的小本上做详细的记录。斯大林经常强烈地要求他的属下节约手中的资源。从坦克生产到外汇储备的所有事宜，斯大林都默默地记录下来。斯大林在批准给有关机构增加物资时也表现得很吝啬。他命令其他人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对待各自的部下：莫洛托夫负责坦克，米高扬负责食品供应，卡冈诺维奇负责交通，马林科夫负责飞机，沃兹涅先斯基负责军备。他的这个小本子决定了他们的命运。[24]斯大林是苏联取得战争成果的关键人物。该成果的两方面，军事和民事是保持分离状态的。斯大林不想让军官干涉政治和经济，也不想让红军最高指挥部的那些高官们介入政治；当他主持召开苏联国防委员会会议时，他可以把这两方面整合起来进行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