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是A·E·格洛凡诺夫（A.E.Golovanov）将军偶尔听到的。那是1941年10月，当时他在红军最高指挥部。斯大林接起了西线部队政委斯捷潘诺夫（Stepanov）的电话。斯大林的电话里装有扬声器，因此格洛凡诺夫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斯捷潘诺夫代表西线全体将领，请求斯大林允许他们把指挥部迁到波克斯洛夫（Perkhushrovo）的东边，因为这儿离前线越来越近了。正是这个请求把斯大林给激怒了，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斯大林：斯捷潘诺夫同志，去检查一下看你的同志们是否有铲子？
斯捷潘诺夫：您在说什么，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问你看同志们是不是有铲子？
斯捷潘诺夫：斯大林同志，您说的是哪种铲子，是工兵们用的那种还是其他的？
斯大林：别管是哪一种。
斯捷潘诺夫：斯大林同志，他们都每人手握一把铲子了！但他们该拿它去干嘛呢？
斯大林：斯捷潘诺夫，告诉你的同志，就说他们应该拿着铲子挖好自己的墓穴。我们这儿的人将不会离开莫斯科。红军大本营也将继续驻扎在莫斯科，并且他们也不许从波克斯洛夫后退半步。[13]
斯大林并不总是使用讽刺的方法。“大清洗运动”时期他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让大多数的军政要员战战兢兢。
恐惧与不可预测的气氛就像楔子一样钉在了每个人的心上，让他们对斯大林言听计从。仅有少数几个苏联领导人敢顶撞他。朱可夫与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赫然在列。斯大林甚至还威胁朱可夫，他经常激怒朱可夫。朱可夫写道，斯大林甚至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明白专业的军事将领在进行详细的军事部署时需要准备什么。在讨论中，他就像个“拳王”，本来通过很多同志式的协商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14]，他非常武断地任命和撤换将领，往往是基于偏听偏信或恶意的建议。如果不是斯大林横插一杠，将领们的斗志会更为高昂。[15]
斯大林的其他下属都已经学会了低头待命。伊凡·科瓦廖夫（IvanKovalev）根据他在交通人民委员岗位上的战时经验回忆道：
当我走进克里姆林宫时，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总是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我总觉得他们在那儿碍手碍脚。
他们从不问任何问题，只是坐在那儿听，有时匆匆做些笔记。斯大林总是忙着发布指令，在电话中交谈，签字……而他们三个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16]
斯大林来访者的日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三个人比其他政客见到斯大林的次数更频繁。对此，米高扬有自己的看法。他猜想斯大林之所以把莫洛托夫留在他的办公室，是因为他害怕如果把莫洛托夫丢下不管，他就可能耍诡计。[17]虽然有点夸张，但米高扬说的确实在理。斯大林不得不把其他人囊括在国家的事务当中，并迫使他们明白将要面对什么。毋庸置疑，他不管这些主要的国家领导人走进他们的人民委员会开始处理自己的事务时是多么疲惫不堪。
他不信任他手下任何一个政客和军官。即使是他喜欢的军队指挥员朱可夫也是他怀疑的对象：斯大林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博格丹·卡布罗夫（BogdanKobulov）给他家安装了窃听器。无独有偶，他也对老同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做过这样的事。他的疑心简直是漫无边际。[18]在战争的一开始就判处迪米特里·巴甫洛夫（DmitriPavlov）死刑后，斯大林也开始对西线巴甫洛夫的继任者伊万·科涅夫（IvanKonev）表现出不满。科涅夫在阻止德军立即停止前进这一事情上的失败给了斯大林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他的忠诚。斯大林想枪毙他。朱可夫虽不是科涅夫的朋友，但觉得科涅夫罪不当死，因此他一再地请求斯大林宽恕科涅夫。[19]这次经历让朱可夫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哪个军官的职位和生命是绝对安全的。
从1941年10月开始，斯大林就明白他离不开朱可夫。德军的坦克群已经开到莫斯科郊外，并且德国的轰炸机还在莫斯科上空呼啸。苏联的正规军匆忙迎敌。普通市民被恐惧所笼罩，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忙于抓捕这些试图逃跑者。莫斯科战役期间工厂和办公室几乎无一关闭。斯大林和朱可夫讨论如下：
斯大林：你确信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城吗？我是在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后才向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请求你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据实回答。
朱可夫：我们绝对能守住莫斯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