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
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爱惜他们，尊重他们。
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察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究竟在什么岗位上他们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关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正在成长的工作人员不断上进，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成长。
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8]
他对新提拔的干部的诉求非常热心，宣称一些匿名讨论者认为老同志拥有丰富的经验，国家应当“注重老干部”。但是，他本人坚持认为，比较明智的方法就是他所选择的这个办法。[9]这不是他第一次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新提拔的官员都不如他有更牢固的朋友。
在创造了这个新的管理精英阶层后，斯大林所需要的，就是他们的忠诚。他是为了他们才下令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不是为了社会上的其他团体。的确，他早就瞄准了整个“科学技术知识界”。肃反运动结束后，斯大林和日丹诺夫试图将这个团体征召入党。此后，在入党方面工人便不再有特权，新入党的党员，既要有自身价值，还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用。[10]
在斯大林的干预下，技术专家治国的紧迫性日渐明显。同时斯大林作为苏联这个新改革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的自我肯定也达到了极致。他竟然假装人们以某种方式将领导的担子强加到他身上，他时常对此满腹牢骚。当其他领导人各司其职时，他考虑的却是全局。在1940年的一次晚餐会上，他甚至自鸣得意地说道：
但是，我一个人要忙于这所有的问题，在你们这些人中，甚至都没人想过这个问题，我必须独自承担。
是的，我每天都可以学习、阅读、追踪这些事情。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因为你不想学习，只是每天自鸣得意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你们这是在浪费列宁的遗产！[11]
当加里宁提出反对意见，抱怨缺少时间时，斯大林大声嚷道：“不，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乳臭未干的人虽然有时间，但他们不想学习、再学习。他们虽然听我讲话，但很快就会把我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如果我失去耐心的话，就会将你的事情悉数抖落出来。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斯大林想让人们遵守他的方针政策，但他也要求下属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在斯大林看来，除非政治局成员们能够提出独到的想法，否则，他们都毫无用处。在他统治期间，频频出现紧急事件，就免不了会有讨论。而这种讨论，几乎要把大多数人逼疯了。斯大林会寻找他们的弱点。总之，他有趁人不备攻其软肋的本领。斯大林总是询问某个下属是否“真诚”，无法忍受被官方宣传称作“两面三刀”的行为。他理想中的共产党员冷酷无情，精力充沛，完全忠诚。同时，他也喜欢那些“从群众中”来的人。即便“大清洗”结束以后，也并非所有下属的出身都是工人阶级或农民。事实上，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显然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但总体来说，斯大林的同僚们根本算不上彬彬有礼，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其斯大林所喜欢的活动，并展示出他们的男子气概。
斯大林有很强的执行力，他要把理想付诸行动。假如有一个苏联领导人不真诚，这个人便是斯大林。在所有的领导人当中，他是最不坦诚的一个。他讨厌人们问他一些尖刻的问题，而他自己却喜欢用这些问题去击中别人的痛处。他将个人背叛视为十恶不赦的冒犯，却将对下属的担心外化，这也反映了其性格的基本特征。至少，斯大林恶劣的人格错乱正在毫无限制地起作用。他竭力放纵着偏执狂的、复仇心重的癖性，除了一场内部政变、军事征服和他个人早逝外，没有什么可以将其他人从他嗜杀的狂想中解救出来。
整个30年代，斯大林都在政治局中占据优势地位，支配着其他的政治领导人。肃反运动却将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凌驾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专政者。同事们继续尊重他，甚至可以说是称赞他，但他们内心仍然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即使是在私底下的谈话中，也没有人敢反驳他。只有莫洛托夫，有足够的信心在方针政策方面与他有分歧。即便如此，他也必须在措辞和行为方面慎之又慎，其他人更是谨小慎微。实际上，与斯大林交谈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他经常故意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政治局成员们在预先不知道其意图的情况下，被迫暴露出自己的想法。在斯大林的威逼利诱、故弄玄虚的把戏下，他们总是紧张不安。毕竟，斯大林杀害了卡冈诺维奇的哥哥莫伊谢伊，给莫洛托夫的妻子降了级，且还要将她与加里宁、安德列耶夫的妻子一起逮捕。因此，政治局成员们面临的肉体上的危险并未消失。通过毁灭其他成员及其家庭，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狂鲨发出了对受害者的欲望尚未得到满足的信号，但他们可以对任何事情都不予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