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这两位主要领导人所受到的待遇大相径庭。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本书帮助斯大林将列宁排挤出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神话。[15]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尽管斯大林成功地建立起公众对他的个人崇拜，但他清楚，承认列宁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是有用的。[16]显然，这是在对党的早期历史进行处理。斯大林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教程》开篇的几章中。在整本书中，引用列宁的著作有49处，但只有11处引用了斯大林的著作。很明显，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继续在列宁的掩护下行动。[17]
著作没有对斯大林的形象进行描述。1956年，斯大林死后，尼基塔·赫鲁晓夫运用“个人崇拜”谴责他，因此，这个词就成为官方的悼词。其实，将这个词从俄文翻译过来，更精确的说法是个人迷信。1938年版的《斯大林传》列举他在政策层面上的措施之前，简单明了地叙述了斯大林前半生的细节，但很少关注他的家庭、学校和孩童时代生活的故乡。同时，他在“一战”之前作为一名地下党的职业生涯，也不准提及。无论是在《教程》中，还是在传记中，甚至都没有涉及他在十月革命、内战、新经济政策和“一五计划”中的所作所为。斯大林不允许人们从历史角度或文化角度来解释他在开始实施专制统治之前的所想和所做，但他不遗余力地让作家、画家和电影制作人将他以党的化身的形象表现出来。尽管国内媒体都关注斯大林，但他根本不允许他们将自己的出身、教育背景、信仰、行为和思想告知公众。
斯大林离群索居，非常孤独。在1932年之前，报纸上从未提到他是个已婚男人。当他出现在列宁墓前，只有一些主要的政治家相伴。对于娜佳的离世，《真理报》只进行了简单声明。对于斯大林的母亲，报纸也以同样的态度进行了报道。1935年，在其母去世前不久，《真理报》就他去看望母亲进行了报道。其后，她的葬礼也被报道。[18]在其他方面，他的隐私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当然，也有几桩例外的事件。1939年，V·卡明斯基（V.Kaminski）和I·韦列夏金（I.Vereshchagin）就斯大林的早期生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斯大林学生时代的一些朋友所写的简短回忆录，以及涉及他的教育情况的文件。[19]同时，有关他被捕和遭监禁时期的一些个人文件也陆续出现。[20]
斯大林继续对个人崇拜进行严格限制，也招致了外界的评论。第一种可能是，他承认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大部分生活不可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因此他想把这些事情隐瞒起来，这无异于异想天开，根本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是一个杜撰历史的大师，单纯的事实本身不能阻止他伪造一整部虚假的传记。第二种可能是，希特勒拥有戈培尔（Goebbel）式的人物，而他没有。因此，他是个人崇拜的主要创造者。但斯大林身边不乏那些急于证明自己有用的同僚，如果说他们没有向他提出过其他主意，那也不可信。最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仍然相信，严格限制个人崇拜最适合俄国的文化氛围，也最适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敏感性。在1934年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不再被称作“总书记”，而是改称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一直由列宁担任，1941年5月6日，斯大林坚决拒绝接受这一职位。甚至都不接受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这一职务继续由米哈伊尔·加里宁担任。通常情况下，人们给居于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不是写给斯大林的，而是写给加里宁或他们俩的。[21]
但是，实际统治苏联中央的公共生活的还是斯大林。人的生或死，都在他的一念间，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取决于他的意愿。在苏联，斯大林是一位有主见的领导者，也是一位管理者。他深知表现谦逊的优势所在。斯大林认为，最好是让人们认为他既不渴求权力，也不渴望声望。难道是他对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的兴趣影响了他？奥古斯都虽然成了一个王朝的创立者，但从不接受过往的头衔。[22]
当然，斯大林需要阿谀奉承，人们对他充满溢美之词，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很过分。但是，他对这种行为的限制实际上具有刺激作用。他认识到，如果他本人阻止那些克里姆林宫的马屁精们的奉承，那么，他将拥有更多的仰慕者。因此，对他而言，这个控制过程十分关键。对于允许人们主动地赞赏他的危险，他时刻保持警惕。他甚至禁止人们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或他个人的官方自传。他给出的原因是他不想民众们在劳累了一天后，还不得安宁。在与一位列宁格勒党的宣传家交流时，他命令道：“让人们平静地生活！”[23]但这是不真诚的，共产党员们必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参加工作后的会议。斯大林的真正目的，当然是要把争论完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