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个人崇拜大获成功。1935年，一位71岁的纺织女工被请到红场，参加“十月革命”庆典。她是个近视眼，开始没能一睹斯大林的风采。她无意中遇到了奥尔忠尼启则，便大声喊道：“瞧，我很快就要死了，难道我真地不能再见到斯大林了吗？”奥尔忠尼启则告诉她，她不会很快就死掉。她继续向前走，这时，一辆轿车停下来，从里面出来的人正是斯大林。她高兴得连连拍手鼓掌，说道：“嘿，我见到了我想见的人！”斯大林笑了，并谦恭地说：“真是太好了！我们都是最普通的人！”这位老妇的泪水夺眶而出，然后说道：“你是聪明的人，是我们的伟大领袖……现在我见到你了……现在我可以死而无憾了！”斯大林头脑反应很快，回答说：“你为什么要死呢？让其他人去死吧，你继续工作！”[24]
这个小小的插曲表明，很多民众，尤其是那些对当局心存感激的人，有强烈的冲动来尊崇他（这也表明，斯大林虽然喜爱这种阿谀奉承，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哄骗她在退休之前继续努力工作）。而且，人们更有可能在人群中表现出对他的个人崇拜。这时候，他们是受官方所制造的氛围的影响。不光那些淳朴的民众向他表示个人崇拜，就连很多政客和知识分子也打心底里感到有必要吹捧他。他们虽然只是与他有过简短的会面，却认为自己很幸运。作家康斯坦丁·丘科夫斯基（KonstantinChukovski）算不上一个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对斯大林所要求的那种文学感到困惑不已，便转而为孩子们创作童话。即便如此，他在1936年所记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在一次代表会议上的印象：
突然，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和斯大林出现了。这个会堂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呀！斯大林静静地站在那里，有些疲倦，有些忧郁，但很雄伟。人们能够觉察到他习惯了权力和力量，以及一些女性化和温柔的东西的存在……[25]
丘科夫斯基被斯大林脸上“优雅的微笑”所吸引，这非常能够体现个人崇拜的影响。
然而，它并不像斯大林所期望的那样成功，尤其是农民中间，弥漫着对斯大林的厌恶。很多村民将这个格鲁吉亚人、无神论者和国际主义者，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到30年代末期，农村的绝望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多农民非常渴望与德国开战。他们断定，只有军事入侵才能将苏维埃共产主义从权力的宝座上拉下来，并为取消农业集体化创造机会。[26]这种敌对情绪并非仅仅存在于农村居民中，1930年3月，列宁格勒的50名工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错字连篇，语法错误百出，内容包括：
人们对苏维埃政权都没有同情心，且认为你是俄罗斯人民的刽子手。既然我们与帝俄时期一样，十分贫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执行“一五计划”呢？我们只是以糖为例。过去，它们多得都用来喂猪。现在，即使用钱都买不到。同时，我们的孩子正在忍饥挨饿，却完全找不到让他们充饥的东西。[27]
老百姓们在心目中将“一五计划”时期与斯大林直接联系在一起。那些年，他为工业化和文化革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邀功。然而，事与愿违，每个人都知道谁应当为当时的困难状况负责。
实际上，这种憎恶感究竟有多普遍，有多深重是一个永远不会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断地汇报民众的意见，但他们的语言和方向大有改进之处。安全机关的兴趣在于警示斯大林，它们的权力和威望建立在其劝说斯大林的能力基础上，让他知道，只有它们的警戒，才使国家免受成千上万的内部敌人的侵扰（但他并不经常听人劝告）。
但是，毫无疑问，很多苏联民众，都像这位纺织女工一样，热爱他们的领袖。30年代，对每个人来说，形势都没有恶化。被提拔者不光有工作可做，而且薪水和消费品数量有所增加，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在苏维埃的制度上，斯大林不采用平均主义的原则，这就使他们的前景变得很有吸引力。通常情况下，他的受惠者都来自工人阶级或农民中，他们都不相信好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就是他们，取代了那些违背斯大林命令的精英。他们都是有野心、有抱负的年轻人，机智而顺从，且想立身处世。当时的学校系统巩固了这一信念，即斯大林正使苏联沿着进步的轨道前进。不用说，即使是这些被提拔者本身，也可能有他们的疑虑。他们可能喜欢他的政策或人格的某些方面，而不赞成其他方面。很多人不顾所有的事实，希望恐怖主义的政策最终能够被放弃。他们或许认为，斯大林将很快发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一些人认为，在消灭了那些使他误入歧途的顾问们后，暴力统治就会停止。[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