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苏联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并不完全是斯大林的过错，但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是斯大林一直在唆使手下从事1937—1938年的大屠杀。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是斯大林的助手和智囊团说服他，使他认为只有采取极端措施才能挽救国家免于垮台。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有大量文章对这种措施进行赞美。[4]但这仅仅是一种自我欺骗罢了，为了实现“大清洗”运动，他发动并持续推进这些强力措施。斯大林不需要别人怂恿来做这些事情。他常常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和苏维埃实践先例的外衣掩盖下从事恐怖活动，也经常使用心理学中人的内在冲动为自己辩护。[5]尽管斯大林没必要使用很多诱骗方法就能将对方消灭，但在他脑海里还是有一个战略谋划的。斯大林明白自己在“大清洗”中要对付的是哪些人，他更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行为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这种逻辑只在个人态度的框架体系中才有意义，这种个人态度则与布尔什维克在理论和实践中相互作用。然而斯大林是一位独裁者，他所思考并下达的命令总会变成苏维埃国家最高层决策的主导因素。
斯大林所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安全，而且他将自身的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导集体安全和国家安全混为一谈。晚年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曾宣称，斯大林很有理由惧怕出现一支“第五纵队”，在发生战争时支持入侵的武装势力。[6]斯大林对此曾有过暗示，他对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弗朗哥将军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支持者感到震惊。[7]斯大林设想一定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苏联，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另一问题，他原本就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信徒，继而发动了1937—1938年的残酷暴力活动。即便没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他很可能也会感觉到实行恐怖政策的必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斯大林而言，发起恐怖活动的冲动就已经产生了。不仅在党内，人们对他本人及他的政策有很多不同意见，在整个国家，民众对他的怨恨也大量存在。尽管斯大林似乎无所不能，但他从未让自己满足于现状，因为他知道，更大的不满有可能造成针对他本人的抗议运动，这一问题不能不予重视。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环境下的革命间歇造成的震动远未平息，在沉默与服从等表面现象下，国家和社会上更深层的怨恨正在发酵，这些问题使斯大林更为焦虑。
因此，如果斯大林对西班牙内战的反应和上述背景是匹配的，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苏联的整个政治和社会形势很显然就像一个易燃物。1936年9月25日，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Zhudanov）从黑海寄给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和莫洛托夫的信笺中，斯大林更进一步表明了这种状况。
我们认为完全必要且急需安排叶若夫同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Yagoda）并没有能力揭穿季托联盟的行径，国家安全总局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了四年。[8]
为了减轻这种压力，斯大林并没有像1928年初经济转轨时那样事先就制定好计划，尽管遇难者名单中的人有时会部分重叠，但斯大林并不需要在很短时间把所有人都铲除。然而当时党内外复杂而紧张的形势又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制订了一个又一个名单，将他们设法予以铲除。
叶若夫还没被提拔时，托洛茨基从前的盟友格奥尔基·皮达科夫就被逮捕了，皮达科夫曾经作为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兢兢业业地工作，因此在1936年12月中央委员会会议后的讨论中，奥尔忠尼启则拒绝相信对皮达科夫关于恐怖主义和间谍活动的指控。在这场“战斗”中，斯大林必须要赢，因为他要把这种镇压运动继续推进，他们使用心理压力等各种办法让皮达科夫承认与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最终，皮达科夫屈服了，只能被迫参加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会面，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确认了证据。1937年1月末，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皮达科夫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审判，皮达科夫本人、索柯里尼柯夫、拉德克、谢列布里亚科夫被指控领导反苏维埃托派中心。指控证据牵强附会，但这并没有阻碍法庭宣判皮达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死刑，拉德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则被判处长期的监禁。同时，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被射杀。奥尔忠尼启则终于精神崩溃了：在与斯大林进行激烈的争吵后，1937年2月18日，他在自己的公寓自杀身亡。至此，政治局中不会再有人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也不再有人设法阻止这台镇压机器的运转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