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些公民没有理解对宪法可靠性的实际限制。他们推测，当局对全面的公民权的实现拥有真正的义务，故不断向克里姆林宫进行指责。[37]当然，大多数人还是看穿了这个假象。授予“旧时代移民”全部的公民权意味着他们最多获得了苏联公民被压迫以外的权利，官方并未打算改变他们的基本处境。苏联被肆意地统治着，而且充满了大规模的镇压，因此，大多数人并不对新宪法抱任何期望。在一次葬礼上，有人喊道：“基洛夫这只狗被杀害了，仍然留下了另一只狗，斯大林，他还活着。”[38]农村的怨恨情绪也是令人惊骇的[39]，但公民们没有期望新宪法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优势。虽然共产党没有在宪法条款中提及，但只要斯大林仍然掌权，显而易见，党的专政就会持续下去。同时，选举制度形同虚设。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其报告摆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不管他想借助于宪法做什么事情，都会让人们相信他没有欺骗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意识到，苏联共产党和秘密警察计划实施和以前一样猛烈的专政。
1936年下半年所发生的其他事件表明，斯大林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完全不满意。原本已是非常残忍的措施，正在沦落到邪恶的深渊中。1936年6月29日，书记处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了一个秘密信息，宣称他们发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阵营的恐怖活动”。显然，前些年的司法认定并没有使斯大林感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当年8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莫斯科的审判中接受了质询。他们都正式承认，自己在与国外的托洛茨基配合下，领导了一个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在苏联进行有组织的暗杀活动。布琼尼极端白痴地建议，让共产国际逮捕托洛茨基，将其运回国内，和这两位主要被告一起接受审判。[40]在法庭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早已一蹶不振。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们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忍受着接连不断的辱骂和嘲弄。法庭对他们判处死刑，但他们告诉这两个人，如果他们承认自己参与了1934年杀害基洛夫的阴谋，就会被减刑。然而，斯大林欺骗了他们。第二天一早，在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司法上诉的情况下，他们就被拉出监舍枪毙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事变动同样令斯大林不满。无论是亨里希·亚戈达，还是弗拉基米尔·缅任斯基，都总是不能让斯大林满意。他不得不怂恿他们采取自20年代晚期他就倡导的极端方式，他们虽然最终都能执行其命令，但毕竟不是他的傀儡。亚戈达阿谀奉承，每次都试图告诉斯大林他们找到了托洛茨基材料的新藏匿处[41]，但对斯大林而言，这仍不够。他所需要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头人，是那种能够参悟他意愿的人，而不是慢吞吞的、低效率的响应者。
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种人，他就是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Yezhov）。按照政治局决议，免去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由叶若夫接替。从1917年开始，叶若夫一级一级往上爬。1927年，他进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登记分配部，并于1930年成为这个部门的领导。在被任命为内务部人民委员时，他既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目睹了他的工作大加赞赏。1935年，在斯大林的鼓励和帮助下，叶若夫写出了一本有关党内反对派的“理论著作”，但未出版。这本名为“从党派主义对公开反革命”的著作，主要强调每个人所面临的威胁，尤其是那些曾不接受斯大林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者们。过去，他们是反对者，现在，他们同样犯有叛国罪。[42]叶若夫刚一上任，斯大林就要求他要把90％的时间贡献给内务人民委员部。[43]
从1934年12月开始，斯大林就以“公检特别法庭”为形式，拥有了扩大国家恐怖主义的立法和组织基础。1935—1936年，他断断续续地运用恐怖主义手段，但对自己的同僚也偶尔表现出一定的自我克制。他的统治越来越具有促进经济进步和保持社会平静的特征。民众仍然怨声载道。虽然反对派和“旧时代移民”遭到穷追猛打，但仍然有很多人逃之夭夭。托洛茨基与其追随者之间的联系仍在继续，布哈林也不是唯一一个期望党的最高层中出现人事变动和政治变动的前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斯大林的牺牲者们分裂成有限的几种类型，至少在“二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是如此。然而，这并不能保证此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