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的品行不端，不仅仅表现在与其他孩子打架这一点上。这个在学校里聪明的学生，却是一个顽皮的家伙，喜欢搞恶作剧。恶作剧的受害者之一是智力上有缺陷的玛格达琳娜（Magdalena）。和他一起搞恶作剧的是约瑟夫·达维利什维。玛格达琳娜有一只波斯猫，为了逗弄她，这两个家伙在波斯猫的尾巴上拴上了一口锅。他们还趁她在教堂的时候，偷偷溜进了她的厨房，偷了个大蛋糕。[14]这件事情最后得到了解决，没有过度地大惊小怪。但是，在这件事中算不上无辜的达维利什维得出结论说，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从一开始就是个古怪且下流的家伙。传记家约瑟夫·伊里麦什维利也有同样的看法。可见，达维什维利和伊里麦什维利都将责任归于他们的朋友。他们断言，虽然朱加什维利从没有实现他的目标，成为当地帮派的领导者，但他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小朱加什维利很难相处，又野心勃勃，且情绪变化无常，但他也受到过挫折，他从来没能取代大卫·马恰瓦里亚尼的地位，这种状况显然是他不能接受的，约瑟夫对此十分愤恨。他天资聪颖，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于是他不情愿地去等待时机，等待得到其他人对他的尊重。
约瑟夫性格的形成有更广泛的背景。他在格鲁吉亚的山区长大，这里有崇尚暴力文化的传统。可见，斯大林崇尚暴力、阴谋和报复的倾向源于当地的文化。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疑问：在帝国晚期大多数进入教育机构学习的格鲁吉亚人更倾向于适应不那么传统的世界观，如果山区文化真对他产生了影响的话，那么约瑟夫就是个特例。其实，并不是所有格鲁吉亚人都有复仇情结。对受伤者进行赔偿并不一定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作恶者与受害者，或者与他们的亲属之间达成协议，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办法。约瑟夫的报仇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喜欢击垮对手，而不是简单的打击。当他长大后，由于这种性格，他的名声很不好。在格鲁吉亚的文化中，荣誉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对家庭、朋友、当事人的忠诚。恰恰相反，约瑟夫认为他不需要永远为谁负责。后来，他处死了自己的姻亲、老领导人和曾经资助过他的共产党员。表面上看，他是一个优秀的格鲁吉亚人。他对自己小时候所爱戴的诗人的尊重从未停止。掌权后，他以高加索的礼仪、用丰盛的晚宴招待各团体。他喜欢聚会玩乐，喜欢把孩子放在膝上逗他们玩儿。但他没有传统的荣誉感。斯大林对传统的保留与摒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等的，继承了许多，也抛弃了很多。如果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是个优秀的格鲁吉亚人的话，20世纪的历史将会少了很多血腥。
除了文化之外，格鲁吉亚文学也对斯大林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喜爱民族的古典文学，尤其是13世纪的叙事诗人、被誉为格鲁吉亚的但丁的绍塔·鲁斯塔维利（ShotaRustaveli）。[15]他还喜爱亚历山大·卡兹别吉（AlexanderQazbegi）的小说《弑父》。1883年，该书出版后，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斯大林也非常喜爱它。书中的主人公叫柯巴（Koba）。它讲述了19世纪40年代沙米尔（Shamil）领导人抵抗俄罗斯帝国军队的故事。柯巴是一个强盗，也是一个无所畏惧、反对权威的山区农民。像柯巴这样的一类人诡计多端，以暴力为生，但他们从不掠夺平民。他们对荣誉的定义允许并鼓励自己冷酷无情。他们惩罚背信弃义的行为，从不期望轻松的生活，也不期望上帝能把他们从厄运中解救出来。《弑父》这篇小说告诉我们，朋友和熟人的背叛是唯一可以预料的东西。与柯巴一样的人认为复仇是甜蜜的，毫不犹豫地杀死那些无理地对待他们的人让他们感到满足。柯巴宣称：“我要让他们的母亲流泪！”
在现实中，柯巴这类人带给社会的危害，已然超出卡兹别吉的想象。作为一个居住在城市的格鲁吉亚的讲述者，他不遗余力地告诉大家，高加索地区的旧传统含有一定的贵族意味。俄国作家普希金（Pushkin）、莱蒙托夫（Lermontov）和托尔斯泰（Tolstoi）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及高加索地区的强盗，但直到托尔斯泰1912年写就的《哈吉·穆拉特》（HadjiMurat），还很少对这些山区的反叛者给出令人信服的本质性的描述。卡兹别吉并非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文学人物，但他很快受到格鲁吉亚读者们的热捧，影响力很大。他在讲述沙米尔的反叛时忽略了这一运动中的伊斯兰根源。他为格鲁吉亚人提供了一种国家价值观。卡兹别克为读者勾勒出崇尚暴力与山区传统：暴力、复仇、个人荣誉以及蔑视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不切实际的观点比沃尔特·司各特（WalterScott）、乔治·戈登·拜伦（LordByron）和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观点更极端。卡兹别吉向人们揭示了暴力文化是格鲁吉亚的城市和城镇中的主导价值观，而不是基督教、商业、教育、法律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