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并未公开透露农业政策的经济前提，但他在给莫洛托夫的命令中曾对此进行了明确说明。他说：“最大限度地提升粮食出口的数量，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之所在。如果我们出口了粮食，信贷将会随之而来。”[29]几天后，即1930年8月的某一天，斯大林又将这封信重新写了一遍，以防莫洛托夫没有完全领会。米高扬沾沾自喜地对全苏小麦采购水平作了汇报，这对斯大林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关键是，既要继续提高收购水平，还要“疯狂”抬高粮食出口水平。[30]没有什么比一场运动再让他感到满足的了，而这场运动就是征收小麦，并卖到国外。
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策略性的短暂性退让，比如，他写作《胜利冲昏头脑》。1931年8月，他在黑海海滨度假时所目睹的一切，足以让他了解到集体化运动已经让“西格鲁吉亚一些地区的农民陷入饥荒中”。但他责备了那些当地党的官员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说他们“不明白乌克兰采购粮食的方法，在粮食生产区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办法在不存在工业无产阶级的非粮食生产区，是轻率的，也是有害的。”他甚至对成百上千的被捕者们深感遗憾，这种反应在其职业生涯中是不正常的。[31]斯大林建议，应当立即将粮食运往西格鲁吉亚。与人们经常所认为的相反，政治局经常做出这种缓解经济状况的决定。但是，他们总是将主要的战略目标铭记在心，并制定实现战略目标的措施，最终将其付诸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支援采矿业和制造业产出的增加，国家必须采购并出口粮食。斯大林想方设法使克里姆林宫的党员们对此深信不疑。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出席全苏工业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讲出了促进经济转变的原因。他说：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32]
斯大林的语言饱含深情，而这种强烈的感情，自列宁逝世后他便没再流露出来过。这些词语振聋发聩，像一把锤子击中了要害。他对爱国主义的宣传，无疑是正确的。他对“打”这个词进行了简单比喻和排比，传递了未来斗争的紧迫性。
斯大林提醒听众们：“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33]他坚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势不可挡的。他说：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
这就是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做的事情。[34]
对于他们所能取得的成绩，斯大林深信不疑。在1933年“五一”招待会上，他宣称：
如果俄国军队用坦克、飞机和海军舰队武装起来，那它们将所向披靡、万夫莫敌的。
但是，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它们的装备很糟糕，也就不能发展。旧俄的一切历史都可以归结到这点上。[35]
斯大林在1931年全苏工业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证实，他将毫不犹豫地执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路线。而且，全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早已设计好，他将不会偏离这点。领导人、党和国家全都下定决心要达到早已确定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必须保持坚定和勇敢。斯大林对此非常有信心。他宣称：“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攻不破的堡垒。”：
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极困难的任务。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建立了规模极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把中农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已经不多，这就是钻研技术，掌握科学。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甚至我们现在不敢梦想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