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黑海海滨度假，斯大林也从未停止手头的工作。每次度假时这时候，他的私人助理会与他同行。在处理重要事务时，需要他通过电报立即做出裁断，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定期与他取得联系。在这里，他还继续与其他党的领导人进行磋商，他们排着队来和他开会。然而，这只是“戏剧的主要情节”中的“杂耍”。莫斯科仍然是斯大林所关注的地方，他确信，留在莫斯科的这两个人会赞同他的观点，也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即便在莫斯科，斯大林也会把很多的事情交给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对于召集政治局成员们开会，他很是嫌麻烦。于是，会议次数越来越少。1924年，政治局召开了75次会议。到192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3次，到1933年，只有24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都通过电话征求成员们的意见再做决策。其实，这更有利于他操纵和控制政治局。[6]通常情况下，是由卡冈诺维奇来掌管组织局和书记处。1930年9月，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提出了抛弃李可夫、由莫洛托夫继位的决定。[7]对于提拔莫洛托夫的计划，斯大林的其他随从们不太高兴，可能还有些嫉妒。伏罗希洛夫建议，为了实现“领导层的团结”，斯大林自己应该接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莫洛托夫缺乏“战略家的天赋”。[8]虽然斯大林享受着伏罗希洛夫的赞扬，但他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交给了莫洛托夫。他深知莫洛托夫将忠诚地执行他所交代的所有任务。而斯大林本人，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集中于苏共党的事务和共产国际事务。
如果出现内部争端，组织局、书记处和人民委员会所处理的工作就会提交政治局处理。因此，斯大林对所有影响到大政方针及其个人利益的事件都了如指掌。无论如何，这三位领导者必须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强迫实行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将苏联经济置于一个大漩涡中。党内反对派虽然被镇压，但尚未得到清算。他们仍担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甚至托洛茨基可能会卷土重来。
斯大林的支持者们也统治着各种各样的人民委员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斯大林容不得他们半心半意地对待他，如果他们想要严守岗位，必须全心全意地服从。1929年9月，斯大林的大舅哥、作为秘密警察的斯坦尼斯拉夫·瑞顿斯给他带来消息，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缅任斯基因工作中的“不正常现象”而惩罚了他的官员。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要对官方政策的执行进行减速。他需要的是热情和结果，而不是执行过程中的规律性。于是，斯大林写信给缅任斯基，指明了他在工作方法上“造成的伤害”。[9]一年后，缅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亚戈达冒着同样被责备的危险，就“野蛮地强迫贫农和中农加入集体农庄”写信给斯大林。[10]斯大林也对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该机构主要是对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案件做出裁决。同时，也使布尔什维克党免于发展成过于强大的党的中央机关，但它的这项功能逐渐成了摆设，甚至遭到弃用。斯大林将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作威吓不复存在的反对派的工具，但他轻易就对奥尔忠尼启则发脾气，说他缺乏起诉寻衅滋事者的热情。[11]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经常将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用作推进其方针政策的工具。无论何时，只要他认为自己可能在中央委员会遇到批评意见，就会如法炮制，结果每每都令其满意。全方位监管苏联公共生活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牢牢处于斯大林及其领导集团的管理之下。
在打败了“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势力之后，斯大林严格限制反对派成员回到公共生活中。如果他们请求恢复正常生活，他就要求他们必须像一个犯了错的异教徒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前那样公开认错。糟糕透顶的公开自我批评是需要的，通常情况下，可以使他们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特别是很多托洛茨基分子，被政治局给予工业高速增长以优先权的做法所吸引，很快将在党内和苏维埃内部恢复民主的要求忘得一干二净，并加入了斯大林集团，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不管他们在做了怎样的自我批评，斯大林都将信赖他们。1930年，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斯大林说：
眼下要密切监视皮达可夫这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右倾分子（索柯里尼柯夫第二），他现在是李可夫－皮达可夫联盟中危害最大的人物，代表了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者的康德拉季耶夫式失败主义情绪。[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