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某些微妙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统治地位。应该善于理解这一点。在自然科学问题上，鬼知道他们搞了些什么。他们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Weismannism）之类的东西，而这一切又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应当把德波林派写的全部东西翻腾出来，摧毁一切错误的东西。[21]
斯大林把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的哲学家们，当成严阵以待对抗敌人的士兵。
斯大林讲话的主旨非常明显。他说：“将哲学与政治分开、将理论与实践分开的马克思主义，算什么马克思主义呢？”[22]其实，斯大林在这点上有点不合逻辑。在他其他的评论中，曾谴责布哈林和德波林把政治隐藏在哲学论证中。但是，斯大林对自己的自相矛盾一点都不担心。他希望将文化生活中所有反对其方针政策的痕迹完全清理掉，如果这点真实现的话，文化生活将变得狭隘、僵化充满形式主义的东西。在这场运动中，列宁的地位被提高，他成了无敌的、图腾式的人物。列宁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由于1909年刚刚出现时尚不成熟，因此，斯大林没有放在心上。现在，这篇文章被提高到了哲学经典的地位，所有哲学家都必须将其假设作为公理。[23]
但是，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方针政策给农业造成的巨大破坏，斯大林也不能全然置之不理。由于对个人命运的关切，乌克兰、北高加索、南俄和中亚的农村公社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农业集体化。城市中支持集体化的一班人，也面临着暴力反抗。官方尽管在早期担心士兵们的忠诚，但还是利用红军，成功镇压了这种武装叛乱。强行建立集体农庄，引起了农民们深深的怨恨，导致他们对当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抗。成千上万被强迫放弃财产和习俗的农民，现在要求退出集体农庄。同时，农村的生产力下降。本来，集体农庄制度被推荐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方法。但是，只有在暴力威胁之下实行该制度，农村才能生产更多的谷物。因此，如果全盘农业集体化继续以当前速度实行的话，它所带来的危害将变得更加明显。[24]
在周游全国的旅途中，斯大林的追随者们目睹了该政策带来的骇人听闻的后果。但他们不是布哈林分子，没有呼吁改变总体方针。斯大林也不愿意承认其农业政策的基本方针是错误的，最多只承认地方上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过火行为，各省的官员们对中央政策有误解。1930年3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其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这篇文章，严厉批评了过于热情的集体化支持者们。他说：
党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运用这些胜利来谋更进一步的发展。
可是，胜利，特别是较为“轻易”得到的胜利，“出乎意料”的胜利，也有其阴暗的方面。[25]
斯大林自负地坚持，集体化应当在自愿的原则上实行。到那时为止，被赶进集体农庄的苏联农户的比例，已经上升到55%左右。[26]斯大林坚称，地方党的官员们应对“过火行为”和“曲解行为”负责。与联合反对派不同，他宣布党中央领导人没有打算凭借暴力和法令，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
《胜利冲昏头脑》有巨大的虚伪性。虽然主要应由斯大林为最近的高速集体化负责，但他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在一整年的时间内，他怂恿地方官员威吓农民，以使他们加入集体农庄。他发布了十分可拍的消灭富农的指令，开除或贬黜了那些批评高速集体化的政治家们，即使那些政治局的亲信们也让他怒不可遏。但是，斯大林有高度的自我保护的本能。社会上，反对他的怒火越烧越旺，他就将责任归咎于那些忠诚地实现其愿望，并且侥幸成功、迷惑不解的中下层官员们，允许数百万的农户回到传统土地所有制上来。苏联农业中集体农庄的比例开始迅速下降，到1930年6月初，仅有23%的农户还留在集体农庄中。[27]斯大林虽然愿意进行战术上的后退，但仍决心实施他所制定的策略，即强行将苏联农业迅速地拖入集体化的模式中。1930年的夏天结束后，全盘集体化的运动重新启动。1932年，有62%的农户加入了隶属于集体农庄的农业中去。到1936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90%。[28]该成绩的取得，是由于国家大规模增加了武力的使用。而且，此时所使用的武力的数量比以前更加精确。但是，这种做法在农村引起了混乱，暴力掠夺粮食储备与暴力变更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制度，导致广大地区的农民处于饥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