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0年，这种摆样子的公审仍在继续。随着斯大林不断为其注入动力，这些公审还包含了很多“政治创新性”。1929年7月，由于卷入了所谓的“科学院事件”，历史学家谢尔盖·普拉托诺夫（SergeiPlatonov）和叶甫根尼·塔尔列（YevgeniTarle）被逮捕。“科学院事件”引起了政治局谴责子虚乌有的争取俄罗斯复兴全民联盟。[10]1930年，包括工程师列昂尼德·拉姆津（LeonidRamzin）在内的工业党，被带上法庭。1930年12月，同样被虚构的劳动农民党，也遭控告，被告主要包括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Chayanov）和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Kondratev）。[11]1931年二三月间，以尼古拉·苏哈诺夫（NikolaiSukhanov）为首的、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联盟局亦遭审判。[12]在苏联之外，民族主义者们遭到审判。直到最近，他们都一直是政界的著名人物。但斯大林及其伙伴无论在哪里发现一点点民族主义的迹象，都会诉诸审判，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者，都遭到了同样的诉讼。严刑拷打、稀奇古怪的控告以及强行逼供成了家常便饭，成百上千的被告或者被枪毙，或者被长期监禁。[13]
斯大林的策略就是，在加强其革命打击的同时，增强政治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征服所有阶层的“专家”的热情亦得到提升。在斯大林看来，企业经理、律师、教师、军官都得罪了他。红军的指挥官们死里逃生，逃过了审判，只是遭到了讯问。这表明，斯大林个人足以吓得军官们魂不附体。不过，很多将军们惨遭迫害。与苏联红军一样逃过做样子公审的，还有俄国东正教派、其他基督教派、伊斯兰教派、犹太教派和佛教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镇压被成功制止。斯大林对宗教领袖们的打击是如此频繁、如此彻底，以至于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希望，对上帝的信仰将在几年内消除。同时，对宗教的迫害也更加极端。[14]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管理层的队伍，政治局提拔了很多新培训的工人和农民。年轻工人中出现了一些自愿加入集体化的人。经教导后，这些所谓的“25000名集体化突击队员”全副武装地开往农村，处理那里的“阶级敌人”。[15]党的规模日益膨胀，有越来越多的人入党。到1931年，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人数达到1369406。[16]同时，读写和算术知识得到普及。苏共散布出社会主义正在苏联建立，而国外资本主义正进入其最终的危机中的消息，随着这种消息的传播，苏联的革命热情重新高涨。1929年10月，美国上演了华尔街股市大崩盘，这使上述消息似乎真实可信。因此，苏联到处洋溢着无条件支持苏共方针政策的热情，就连很多对暴力和诽谤深恶痛绝的人，也心甘情愿地相信一个更加美好的、全新的世界正在建立起来。在党内，人们都相信，苏共最终将为此而采取措施。布哈林的支持者们难成气候，根本配不上右翼反对派的名声。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人们也持欢迎态度。地方党的书记成为斯大林在当地的翻版，他们有权对所有的公共政策做出基本决策。几乎所有的经济都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收入囊中，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大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7]
在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同时，斯大林并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所统治的国家是一个前帝国。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演说中，斯大林说[18]：“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动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19]就这样，爱国主义成功地回到了官方优先考虑的事项中。自20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的政策创议，正使社会走向四分五裂。因此，斯大林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将苏联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政策变革的程度很大，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干涉。甚至在哲学战线上，都能感受到他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12月9日，斯大林访问了苏联红色教授学院（InstituteofRedProfessor）。包括艾布拉姆·德波林（AbramDeborin）在内的一些学者，被认为是布哈林的支持者。因此，斯大林在与红色学院联共（布）支部委员会的谈话中，要求支持者们保持更强大的战斗精神。他说：“你们写的完全正确，只是没有说全。在批判部分可以说得更多一些。你们的评价是正确的，但是太软，不够劲。”接着，他又说道：“你们有力量吗？能对付得了吗？如果你们有力量，那就应该进攻。”[20]由此可见，斯大林决心解决知识界对自己方针政策的抵抗这个难题。在谈及德波林派的时候，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