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8年1月强迫农民交出手中的粮食，政治局就忽视了布哈林对回归新经济政策的呼吁，认为他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原则的“右倾化”。1929年，他们下决心进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20世纪20年代，苏联有很多种集体农庄，斯大林从中选择了两类予以推广。较高类型的集体农庄是国营农场，土地归国家所有，工人等同于工厂的雇佣劳动力。另一种类型是集体农庄。二者的区别在于：集体农庄在形式上向国家租种土地，并统一将一定数量的收成交给国家；国营农场的工人领取固定工资，而集体农庄根据工人在农庄的劳动时间向他们支付报酬。对农民而言，二者的真正差异是极小的。政治局公开宣称，究竟是进入国营农场，还是进入集体农庄，应本着自愿的原则。与此同时，它要求当地党委要加大宣传，鼓励农民参与。1929年11月，布哈林刚被从政治局中驱逐出来，斯大林就以狂风骤雨之势猛烈地推进这场运动。[2]
政治局一再提高推进农业集体化的速度。1929年夏天，他们不遗余力地从农村征购所需要的谷物，其开出的价格遭到了农民的怨恨。这种做法非但没有阻止农业集体化的推进，反而加速了这个进程。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坚称很多农村家庭在不需要国家强迫的情况下，已经看到了集体农庄的优势，这与联合反对派的建议形成了鲜明对比。[3]同时，政治局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解决农业集体化的执行问题，其目的就是要优先在伏尔加河的下游地区（该地区以土地肥沃著称）建立集体农庄。俄国远东地区是最后进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地区，直到1933年才完成。这件事情原本计划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在实际工作中花费的时间更少。中央或当地的干部如果稍有延迟的想法，就会被坚决驳回。中央的指令都处于保密和迷糊状态，党和政府的官员们担心自己可能被判断缺乏服从意识，便着手强行进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并使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4]
1929年7月，官方的政策仍得以坚持，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避免使用恐怖措施，富农及大多数农民都应当被征召到集体农庄中来。但是，斯大林对这两项措施都加以反对。1929年12月，他宣称，应当禁止富农成为集体农庄的工人，并直言不讳地指出：
现在我们有可能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击破富农的反抗，消灭富农阶级，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现在剥夺富农财产是由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自己进行的。现在再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5]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令人寒心地赞成消灭富农阶级的措施。2月，中央委员会就此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指令。政治局将富农分为三种类型，并制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第一类富农将被押往集中营，第二类迁往苏联的边远地区，第三类搬到本省的其他地区。政治局还要求将宗教团体作为打击目标[6]，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也按照治理经济的方式来管理。政治局给消灭富农阶级的地区，如北乌拉尔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确定了限额，制定了目标，并宣布了消灭富农的日程。[7]
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一样，斯大林也对富农深恶痛绝。看起来他已经意识到，除非农民们担心抵制的后果，否则，他们将不会加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应适当选择少数对加入农庄进行抵制的人进行镇压，以儆效尤，促进农民加入其中。不管怎样，他相信富农将严重破坏集体农庄的运行。到1930年7月，超过32万户的富农被剥夺财产。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当局普遍使用优势兵力，辅之以突然的运动，农村的生活方式正全部被彻底摧毁。[8]
早在1927年，政治局已经批准在扩大黄金的开采中使用劳动力。第二年，这一动议也在原木砍枝业中得以实施。[9]斯大林规定，集中营的使用不仅是为了使被监禁者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也是为了使他们对不易找到自由劳动力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贡献。斯大林从不情愿将这类劳改营视为共产党统治的核心部分，对于下令逮捕富农、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头子弗拉基米尔·缅任斯基（VladimirMenzhinski）创建这样一个永久的组织框架，他一点都不回避。劳动营里的牺牲者们都是斯大林害怕或憎恨的几类人，非法政治党派的成员高居榜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教士、从事私人交易者以及顽抗的经济专家们也赫然在列。他就是继续使用了在沙赫特事件中所使用的方法，即把反苏维埃的主要团体和个人摆样子公审，目的是要恐吓他们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使他们放弃反抗的想法，否则，这些人可能会被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