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措施造成国民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但斯大林不承认他们所犯的错误。1927年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因为他从不对他的政策进行详细解释。但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关心的只有权力。为此，他不惜对布哈林奋力一战。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指望布哈林表明立场，不与党内更多的意见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可能。但似乎更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已经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即以一种更具战斗力的方法实现工业化，拒绝做出让步。其实，他并未敏锐地判断出当时的形势。在斯大林以及很多中央或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看来，新经济政策可谓良药苦口，但当前一再出现的紧急状况让他们很急躁。1922年，苏联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1923年，商业中存在严重的“剪刀差”。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试图通过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从工厂工人和矿工中榨取更多的资金，但这绝不足以让左派批评者感到满意。其实，包括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左翼反对派、列宁格勒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在内的反对派们严厉批评了政治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怯懦和背叛，这使他们焦急如焚。
新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绩比其批评者们所认可的要多。据大多数人估计，到1926至1927年，苏联的工农业产量完全或几乎重新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年的水平，整个国家提高了对基本工程项目的投资率。在其后的几年中，新经济政策似乎能够使经济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同时，整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红军都拥有不容挑战的权力。虽然格鲁吉亚在1924年发动了一次叛乱，中亚地区形势也不稳定，但其他方面都很平静，对公众异议的镇压也行之有效。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所取得的成绩，能否使苏联免受外部敌人的侵扰。人们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在于1927年5月与之断绝外交关系的英国、继续要求支付旧俄贷款的法国、以贪婪的目光注视着苏联在远东的财产的日本。红军究竟是否已经很好地武装起来，足以在战争中对付三国中的一国，尚不得而知。虽然苏联的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但它与西方最先进的经济体之间在技术发展上的差距，正日益拉大。布尔什维克党在执政之初，就坚信科学至关重要，亦十分必要，技术是社会主义发展和进步的工具。但十月革命发生十年后，我们难以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苏联能够很快弥合它与西方的差距。在这方面，美国和德国已经走在了前面，而斯大林及其同事们担心的，是苏维埃政权的持续落后。
布尔什维克党并未只停留在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上，社会生活中也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关注。当时，耐普曼虽然生产的东西不多，但发了大财，成为富农的农村富裕阶层又重新出现，教士、伊玛目和拉比们到处传播有关上帝的观念。相比之下，马列主义的无神论倒不受人们欢迎。知识分子中的部分人，尤其是在非俄罗斯民族中，正在培育起民族主义思想。自十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就提倡在民族问题上要进行让步。新经济政策期间，又对这个政策进行了强化。因此，在乌克兰，有一个系统化的运动，即将那里的学校、出版社和公共人事部门实现“乌克兰化”。在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中，也在这方面有所行动。在苏联，民族主义情绪四起，其传播和发展速度与程度正超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见，列宁和斯大林所倡导的民族政策已显现出负面效果。1926年，苏维埃政府终于有所反应，他们支持将阿塞拜疆的许多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驱逐出境的措施。[7]在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也变得愈加严酷。斯大林的伙伴、1925—1926年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提出了将波兰人从西部边境驱逐到苏联内部地区的措施，目的就是要阻止毕苏斯基的情报机关秘密潜入乌克兰。[8]
以工人阶级和最贫困农民的名义成功发动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却面临着一个资本主义、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逐步壮大的社会。现在，就连党的地位都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在经历了集中的党员发展运动后，1927年，党员数量上升到120万。虽然这是实际数字，但官方对新党员质量的担心却也是真实的。尤其是新党员的意识形态倾向方面。当然，新党员的教育素养也不尽如人意。[9]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政治局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引入了不稳定的经济措施。斯大林建立本国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倾向由来已久，他断言，除非国家政策能促进本国工业增长，否则该政策就不适于苏联。1925年6月，他写信给莫洛托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