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布哈林决定严厉谴责近来粮食征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7月4日，再次召开中央全会时，官方在决议中对新经济政策问题做出了承诺，甚至允诺提高粮食价格。[19]但是，对布哈林而言，问题在于他恢复经济稳定的措施宣告失败。农民拒绝交出手中的粮食，暴力强征粮食行为恶化了农民与当局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所需的工业品的缺乏使农民丧失了将粮食拿出来卖的动力。[20]政治局一直希望通过进口小麦来缓解当时的粮食危机，但这项终结粮食供应赤字的措施姗姗来迟，无异于杯水车薪，且对解决农民的困难也没有任何帮助。当时，城镇居民依然缺少粮食和蔬菜。月报显示，苏联面临着城市居民营养不良的严冬。对此，政治局不能置之不理。
布哈林没有指望数位强有力的领导能对此有所反应，但他希望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能够站出来批评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边疆区所发生的事情。[21]可见，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对斯大林并不太忠诚。其实，就连奥尔忠尼启则有时在背地里对斯大林也不那么尊敬。[22]对于战胜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亚戈达及其他党的领导人，布哈林仍然保留着一份希望。他认为，自己应该以事实揭露国家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23]但是，斯大林已经设法争取到了原就支持他的那些人的支持（据说，加里宁有恋芭蕾舞女的癖好，这使斯大林抓住了他的弱点而对其施加压力）。到1928年夏天，布哈林变得越来越疯狂，甚至开始担心斯大林会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当作有用的同盟，而拉回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来。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布哈林与加米涅夫做了沟通。他告诉加米涅夫：“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远比我们过去同你发生的所有分歧严重得多，我们右翼人士想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回到政治局中来。”[24]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谈话显示出他陷入恐慌，不能在党的最高层积聚起足够的支持。现在，他反对总书记的杰出的盟友只剩下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了。
但是，布哈林坚信，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征收粮食的方法必将抛弃，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市场机制将会恢复。起初，他的乐观主义看起来还是有道理的。粮食征收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据说得到了官方的谴责，同时，官方认为“非常措施”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抛弃，必须加以拒绝。虽然斯大林坚持认为对早期集体化的更强有力的承诺应当写入公开的声明中，并获得了成功，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在政治上给自己带来了危害。
布哈林没有放弃，他开始面对现实，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这本书中，布哈林严厉批评了“超速工业化”的思想。在他看来，这些思想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因而是反列宁主义的。他宣称，只有工业和农业保持一种平衡稳定的关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25]但是，《札记》通篇没有提及斯大林一直到1928年所说的任何话。在他看来，虽然他想通过《札记》这本书来使那个被他誉为苏联的成吉思汗的政治家走向折中化，但既然斯大林仍然没有抛弃新经济政策，那么他就没必要经过特殊许可，来发表自己的著作。[26]然而，他推断斯大林感兴趣的所有东西就是把持权力，这就大错特错了。[27]因粮食供应危机而起的争论使斯大林在其他方面有所收获。现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斯大林派将不再满足于农业措施的变革，也需要工业上的快速进步和军事上的安全，还希望镇压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除掉旧的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建设城市、学校和电影院，促进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传播。
每次见面，斯大林和布哈林都要发生冲突。斯大林以为世界经济正再次面临根本性的危机。斯大林决心将这个问题反映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因此，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他宣称欧洲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党员——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并将这些人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布哈林对此感到毛骨悚然，因为他明白欧洲极端保守主义者所造成的危险。在了解了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后，他希望将希特勒的纳粹分子当作德国共产党政治打击的主要目标。但斯大林争取到了政治局中那些要求改革共产国际方针政策的党员的支持，这样，在国内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是如此。直到那时，“一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一直在寻求自身的稳定才成为官方的说法。现在，斯大林坚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进入终极危机时期，“第三个时期”开始了，在欧洲进行革命的机会也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