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斯大林坚持认为，虽然苏联没有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完全可行的。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这个伟大的编纂者又不得不寻找托词。他不得不错误地引用列宁已经发表的文章，同时，还利用其组织方面的威信，阻止令其尴尬的未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出现。这就是其对手们在他的文章中发现的他的耻辱，而这些文章并非用来揭露其观点的非正统性。的确，只有在回顾往事时，其异端的说教才开始具有实际意义。但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说教对实际的政治生活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所有支持者们都想当然地认为，即使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苏联也必须独立地、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将会在这条道路上成功地走多远的问题，看起来仍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
斯大林的其他竞争者也著书立说，向党员们解释列宁主义，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他们每个人都借助列宁的威信，宣称自己提出了与列宁主义相一致的方针策略。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惊世骇俗的思想，但每位作者都各有诀窍，使人们都认为他们是卓越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局中遭人讨厌的托洛茨基，拿出一本法国小说，非常招摇地兀自读起来。即使以政治局的标准来看，他也是傲慢、自大的。他鄙视斯大林愚昧无知、缺乏教养，也早已不是秘密。他们没有弄明白的是，《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除了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些离经叛道之外，实际上是一本合适的列宁著作的梗概。它框架合理，构思清晰，同时，从各个角度对列宁的思想作了详细介绍和缜密的解读，因此，是教学方法连续性的典型。书中几乎涉及列宁一生的著作中的所有主题，且阐述简洁明了，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随后又印刷了好多次。
斯大林的对手们的确低估了他的决心，即证明他们鄙视他的做法是错误的。斯大林明白自己的缺点之所在，知道自己对德语、法语一无所知，对英语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他重新开始尝试着自学英语。[7]他演讲的才能不突出，所以他也试着在演讲方面上下功夫，不让任何人为他写演讲词或编辑草稿。他的马克思主义缺少认识论的意识，因此，他请简·斯特恩（JanSten）每周对他进行一次指导，主要内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则和方法。[8]
与此同时，斯大林勾勒出了明确的理论框架，这注定使他登上权力的顶峰。他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要分别开来”的观点与列宁主义大相径庭，但引起了很多不喜欢托洛茨基主张的党的中央委员的共鸣。托洛茨基认为，除非社会主义者们能够在欧洲其他大国夺取政权，否则，十月革命的成果势必萎缩，甚至死亡。稳健地倡导新经济政策的斯大林不遗余力地证明，他深信即使没有外国的援助，苏联也会取得进步，因为它有基本的潜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既是对意识形态倾向的阐述，也是对斯大林思维中某些倾向的阐述。他对新经济政策的执行日益模棱两可，从未像布哈林那样对其进行鼓舞人心的宣传。他强调对国家工业进行高投入的必要性，以及提高富裕农户税赋的必要性。他仍坚持认为应当把工人从工厂中提拔到行政管理职位上来，对“资产阶级专家”的痛恨亦没有改变。[9]斯大林根据党的官方政策，以各人在1917年之前对布尔什维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度为基础，向党内各职位上安排人员。[10]
问题的关键是，意识形态及政策上的这些倾向日渐吸引了中央和各省的党的领导人。斯大林上升到权力的顶峰并非只是通过操控官僚主义的杠杆，当然，由于他能够以他所选中的人取代当地党的书记，显然他是有优势的。然而，现政权允许他控制中央委员会和诸次党代会上的争论，也并非假事。但如果他不能成功地使中央委员会和党代会上的党员们确信他是一个值得支持的政治家的话，那么这些优势也是毫无用处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行政管理者还是作为一位领导，斯大林的思想和行动上都似乎比其他人更符合要求。
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做好了对党内反对派进行最后的决定性打击的准备。他们一直痛恨托洛茨基，在私人通信中，两人都为越来越成功地使其威信扫地而高兴不已，但仍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对他保有一定程度上的恐惧感，因为他们对他了如指掌。托洛茨基，果断决绝，党内还有其追随者。他们不太尊敬季诺维也夫，但也认为他仍是一个威胁。然而，更危险的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和解。当后者从左翼的立场批评布哈林和斯大林时，反对者们中的分歧减少了。1926年年中，联合反对派最终形成。斯大林听说克鲁普斯卡娅支持季诺维也夫后，就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他说：“克鲁普斯卡娅是个分裂者，如果我们要维持党的团结的话，真的需要对这个分裂者进行狠狠地打击。”[11]两年前，当需要消除列宁遗嘱的影响而为自己辩护时，他欣然接受了她的支持。当劫后重生后，他打算像对待联合反对派中的其他主要成员一样来对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