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感到了四面楚歌。于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领导人们清醒地看到，强制建立一个集权化的一党制国家，尚不能使政党、国家和社会中的较低层次人群的观点和行为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党的政策的制定，并不征求克里姆林宫之外的人们的意见，对政策的公开反对也仅限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无论何时，只要有其他倾向公开出现，就会遭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格伯乌于1924年易名）的有力打击。政治局成员们无一例外地意识到，他们管理这个国家的方法和原则并非完美无缺，社会、民族和宗教方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非常普遍。党本身也有其缺点，党争、消极抵抗以及最底层意识形态热情的消减就很明显。无论谁在党争中取得胜利，继承了列宁的工作，都将立即面对更加繁重的任务，即更加紧密地治理苏联，使其事业不可逆转。斯大林有制定政策、挑选职员的权力，并成功地在党内打败了主要对手，但他并未将苏维埃的秩序转化为一个普遍将顺从和热情奉为神圣的权力体系。
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可能会对苏联宣战，这徒增了他的顾虑。1918至1919年间，外国曾对苏维埃俄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种战争可能会卷土重来。但应当承认，苏联已经和英国及其他国家签订了条约，并与战败的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TreatyofRapallo）。共产国际逐渐增加了附属的共产党的数量，增强了他们的力量。表面上看，苏维埃政权已不再面临和平的威胁。即使是在苏维埃政权放弃沙皇俄国及临时政府的债务问题上制造麻烦的法国，也已无心再发动一次侵略战争。但是，只要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外交上的紧张局势就会存在。这种紧张局势可能会突然发生变化，使苏联受到外部侵略。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对边界上的军事冲突保持戒备状态，他们相信，除非西方同盟国煽动，否则，波兰人不会在20世纪20年代入侵乌克兰（虽然这种现象并未再次出现，但法国军事顾问的确与英国进行了军事勾结及外交磋商）。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即使英国和法国不在20年代讨伐苏联，他们也会更好地武装和部署代理军队，而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甚至土耳其的军队，可以承担起这样的任务。
当苏联面临国内外敌人多方压力的情形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选择了一条托洛茨基已经走过的道路。即使斯大林没有发表反对他们的演讲，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党的不忠，也使二人陷入尴尬境地。1925年，苏联有1.47亿人口，其中有布尔什维克党党员102.5万人。[5]就像布尔什维克党所承认的那样，每个党员只是沧海一粟。内战期间及其后，大规模的征召活动造就了一个党。这个党有成千上万个经验充足的领导人和斗士，绝大多数成员在政治常识及行政管理知识方面与社会上其他人并无二致。
斯大林继续著书立说，阐述其政治观点，并证明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在他各种各样的著作中，有一本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演讲的结集，这就是1926年出版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本书的内容并未改变居于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的共识，即斯大林是一个毫无想象力的列宁主义的注解者，更具解释力的文章和著作是由其他人写的。比如，托洛茨基写了列宁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了关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布哈林写了认识论和社会学的问题。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轻易地在列宁的主要著作中找到。因此，这实际上是对列宁思想的编纂。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当时，书中只有一部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即斯大林宣称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直到那时为止，布尔什维克党官方的论断是苏联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保持强势状态，将会严重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哪怕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难逃此厄运。
这也是列宁的观点，在其有关对外政策的著作中，列宁也表达了这一想法。因此，每当条件允许，列宁都试图通过舆论宣传、财政援助、提供建议或者发动战争来传播革命思想。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除非得到德国的帮助，不管这种帮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俄国经济的重建才可能实现，否则，只是痴心妄想。因此，列宁期望着外国，尤其是德国将最终帮助俄国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在这种期望中，他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开始启动。对此，列宁于1920年9月在党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大表大会上作了论述。他坚持认为，俄国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实现经济建设的目标，如果苏维埃俄国保持孤立状态，要恢复经济，可能需要10至15年的时间，更别提经济的发展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