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要求其团体成员既要高效又要对他忠心耿耿，他也从这些人的个人品质方面考虑而做出选择，不想他们在智力上超过他。斯大林还以其残忍的方针策略起着示范作用，也就是说，他所挑选的人，要有像他一样的革命志向，每个人都不能对敌人有怜悯之心。因此，他创造了一个协作、共谋、充满纯粹的男子特性的气氛。为了回报他们的效忠，斯大林也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并关心他们的健康。只要他们不受影响地工作，且把他的话当作法律，他就能对他们身上存在的缺点置若罔闻。
下面这段话，是阿玛卡杨·纳扎雷迪安（AmakyanNazaretyan）所写的“在柯巴的强硬掌控下”工作的经历：
我不能动怒，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近距离地接触并了解了他之后，我对他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所拥有的特点，别人只有嫉妒的份。我不能动怒，他对与他一起工作的人极为关注，这掩盖了其严厉。[19]
还有一次，他又说道：
他非常精明，像坚果一样坚硬，一口气不能砸开。但是，我现在对他有了新的看法，与在梯弗利斯时截然不同。尽管他既有理性又有野性，但可以这么说，他是个温和的人，有同情心，且懂得如何衡量人的价值。[20]
对此，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
斯大林早期是一个温和的人……在列宁手下工作期间及以后，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列宁去世之初的几年间，他掌握了权力，但他们都攻击他。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他忍辱负重。后来，他认为的朋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对他进行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避免变得残忍都难。[21]
在卡冈诺维奇看来，斯大林的性格是环境造成的，而非其内在因素使然。
斯大林不让人们关注他的民族血统，各省的支持者都对其主要对手——起初的托洛茨基和后来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的事实添油加醋，但他本人从不谈论这点。当然，他不能阻止其他人提起这事。[22]事实上，斯大林有理由保持谨慎，因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波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地方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数，与苏联的人口不成比例，这点越来越使整个国家怨声载道。而且，斯大林的口音仍然非常重。对此，托洛茨基曾恶毒地说：“俄语对他来说不仅永远是一种夹生的、当作权宜手段使用的语言，而且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糟得多，拘泥而刻板。”[23]在20世纪20年代，嘲笑他的语言天赋的人并不多。[24]
虽然斯大林在语言方面存在问题，但在党中央占支配地位的领导人中，没人像他这样相当有效地确立起自己的位置。布哈林虽然在党内有追随者，但没有巩固的支持者同盟。季诺维也夫倒是有这种同盟，但是其支持者大多数都在列宁格勒，而加米涅夫压根就没有过太多的支持者。在建立一个后援团的能力这点上，唯一能与斯大林相抗衡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仍然对1917年5月加入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区联派”成员有吸引力，他作为内战期间的人民军事委员亦吸引了一批钦慕者，1923年第四季度中对政治局展开攻击的左派反对者也眼巴巴地依靠他。这些人中，有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昂尼德·谢列布里亚科夫（LeonidSerebryakov）、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NikolaiKrestinski）、阿道夫·越飞（AdolfIoffe）和克里斯汀·拉科夫斯基（ChristianRakovski）。但是，托洛茨基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每天都和他们接触。而且，他的傲慢也使数十位潜在的支持者感到气恼。同时，托洛茨基也缺乏斯大林策略方面的技巧性和好斗性。因此，他的支持者们怀疑他在党争的关键时刻生病会使他身心方面失调。但是，要是条件发生变化的话，托洛茨基有足够多的支持者为其效力，打败斯大林。问题是，托洛茨基在早期的几个回合中败下阵来了，在关键点上，他总是在迎头追赶。
斯大林继续小心翼翼地出拳，在1923至1924年冬天的公开斗争中打败了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进行打击，斯大林等人对反对派也进行了打击报复。斯大林没有一点必要开除托洛茨基分子，以对党的最高领导层忠诚的人士取而代之。[25]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处于最高位置的组织局、书记处和政治局利用他们的权力，对职位进行了调整，党的最高领导层操纵了各种各样的对其有利的管理方法。反对派逐渐失去了其在党、政、军、警中所保有的关键性职位。与开除工作相伴的，还有降职，它通常意味着要被安排到苏联偏远的地区去。这实际上是一种较轻的流放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党的中央领导层能够巩固他们对权力的掌控。与此同时，反对派的理论基础也受到了破坏。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宣传鼓动部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过去的争端进行了宣传，各种各样的资料被印成几十种小册子。斯大林作为热心的读者，在有关十月革命的一本书的封面上写了备忘：“告诉莫洛托夫，在列宁有关发动暴动方法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撒了谎。”[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