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斯大林急切地想向世人展示自己是个理论家。早在1917年以前，他就没有时间再写长篇大论了。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中，除非对党的理论问题做出过贡献，否则不会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仍然日理万机，但还是于1924年4月写了些文章，并以《论列宁主义的基础》（FoundationsofLeninism）为题，分9部分向接受培训的党的积极分子做了演讲。
《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很快被印成小册子出版，这本小册子也是其才干的提炼。斯大林避免表现出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相同的目的，因为这些人背地里是蔑视他的。由于斯大林的语言极富价值，因此，有关其作品的谣言四起。谣言的内容是，该作品是剽窃的F·克谢诺丰托夫（F.Xenofontov）的。其实，虽然斯大林不是文学家，但他的文笔流畅，思维缜密，对列宁思想的解释简单凝练，切中关键。同时，他的演说的组织也非常有逻辑性，条理清晰。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正是列宁自己没有能够着手做的。总体而言，斯大林成功地对列宁的毕生之作——包括文章、演说和方针政策——一股脑进行了编纂。他否认布尔什维克党的观点仅仅适用于“俄国的现实”，在他看来，列宁的学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宣称：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1]
斯大林坚称，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唯一的伟大继承者。
他简单明了、有问有答地展示了列宁的学说，而正是这点，使其对手们感到屈尊而受，也引发了听报告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他的赞赏。人们赞赏斯大林，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清晰明确，而是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概括确实非常精准。在书中，斯大林强调了列宁主义中的某些话题。比如，他引用列宁的思想，支持“农民问题”要通过平稳的运动来解决，最后实现大规模的农村合作社。[12]他敦促布尔什维克党要忽视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这些人否认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后，上述这个过程就会终结。斯大林也注意到了民族问题，并宣称只有建立社会主义专政，才能消除民族压迫。依其申述，资本主义传播民族和民族仇恨，将其作为分裂和统治世界的途径。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具有传统意义的话题，斯大林并未谈及。他很少提到“工人问题”，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也只进行了简单的评论。但是，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始初次成功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中来的。在此过程中，他的职业生涯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美中不足的是，列宁要求将他的遗嘱在其死后的下次党代会上公开。尽管克鲁普斯卡娅与他的关系有所和解，但她对其丈夫的回忆转化为更强的责任感，遂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13]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担心。即使克鲁普斯卡娅没有采取行动，危险依然存在，因为托洛茨基在为她做这件事时领会了自己的战略优势。而基斯洛沃茨克的传奇故事也告诉斯大林，不能习惯性地依赖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如果在党的十三大上发生公开争论，遵照列宁的建议安排一个新的总书记的决议已经通过，那么，他过去数月的收获就会付诸东流。
斯大林是幸运的，因为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主张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只把“遗嘱”向各省代表团的团长宣读一下。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仍不担心托洛茨基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不会帮助斯大林了。相反，他们站在了斯大林一边。当“遗嘱”的内容在有限的范围内通报时，斯大林坐在那里，脸色苍白。但是，这次阵痛很快在斯大林的政治生涯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列宁一死，托洛茨基很快便担心出现分裂，遂拒绝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进行打击。政治局通过决议，让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上做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在列宁生病之前一直由他来做。因此，季诺维也夫的自尊心大大满足，但也因未完全公开列宁遗嘱而失去了终结斯大林进一步上升到权力顶峰的最好时机。或许，斯大林有效地进行了自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都不太受欢迎，而斯大林的行为在这个阶段也没有声名狼藉。斯大林喜欢从一个实力地位上进行反抗，而在十三大召开的那几天，他的实力是最弱的时候。如果认为他能顺利挺过此次党代会是由于他作为“荡秋千的演员”的高超技艺，那是错误的。拯救斯大林的，是他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形成的暂时联盟所提供的安全网，而这张网，托洛茨基没有能够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