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算得上老谋深算。据政治局的秘书鲍里斯·博扎诺夫（BorisBozhanov）介绍，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放着4部电话，但在桌子里，还有一个装置，便于他窃听几十位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通话。他做这些事情时，不必通过克里姆林宫的总机。所收集的信息，肯定让那些着手耍花招反对他的人保持警觉。[27]斯大林的个人助手，像列夫·梅利斯（LevMekhlis）和格里戈里·坎纳（GrigoriKanner），执行他所想出的任何计划。[28]他对其对手非常无情。有一次，加米涅夫询问他如何在党内争取占据多数的问题，斯大林讥笑他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认为党内谁投票、如何投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谁来计票、他们如何记录的问题。”[29]其言外之意在于，如果投票结果对他不利的话，他希望中央机关能够篡改这个数字。
诸如此类的这种评论，使斯大林的名声扫地，他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官僚。其实，他是一位真正的有潜力的领导人，坚毅果敢、能力十足、野心勃勃。在党的十三大上，其他政治局委员选择他而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领导对托洛茨基的指控，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同时，也表明斯大林正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从1924年12月开始，他就表现出了不需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而继续打击托洛茨基的意愿。当时，加米涅夫在提到新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耐普曼的俄国”（nepmanRussia），而不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斯大林看来，加米涅夫无疑犯了个小错误。这里所说的“耐普曼”，一直为布尔什维克党所痛恨，是自1921年以来钻了俄国经济改革空子的典型的私人工商业者。显然，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在党的出版物上的失误小题大做。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将苏维埃政权描述为“党的专政”。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对用这个词语描述政治现实极为反感，全力反对。[30]这就提醒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必须留心自己的行为。1924年秋天，斯大林行动起来反对他们的主要支持者，由其支持者尼古拉·乌格拉诺夫（NikolaiUglanov）取代I·A·泽连斯基（I.A.Zelenski）任莫斯科市党委书记。[31]
这样，在战略上就形成了两派，以斯大林为一方，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另一方。在斯大林看来，即使处于新经济政策期间，苏联也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为此而辩护。但是，斯大林的这个主张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对。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十月的教训》（TheLessonsofOctober）一书中，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充实，认为除非不断地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政权合作，否则，十月革命就会偃旗息鼓。托洛茨基所做的，就是扩展其革命前的观点，即“不断革命”的必要性。在斯大林看来，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在理论上反对列宁主义，在实践上对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也是有害的。内战期间最大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赞同斯大林的观点，因此，在党的十三大之后，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开始与斯大林一起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在思考列宁逝世后的党的方针时认为，新经济政策为国家以更加和平、更加渐进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框架，反对党对富农采取敌对措施的传统，号召他们“发财致富吧”。关于苏维埃国家如何处理社会问题，布哈林试图寻找适度的镇压方法，还希望对城市的工人阶级着重采取教导的方式。同时，他将农民合作社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斯大林和布哈林将托洛茨基及其左翼反对派视为教条主义者而加以排斥，认为他们的行动会将苏联引向灭亡。左翼反对派奋力争取实行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这会引发西方列强报复性的入侵。受国家的资本投资计划的影响，商业也会遭受损失。而且，托洛茨基主义者们要求提高工业增长率，只有通过向农民中的富农阶层课以更加严厉的赋税。但这样一来，只会破坏农民阶级和列宁所推崇的工人阶级的关系，造成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紧张。如果这种状况死灰复燃，最后将导致苏联国家的衰落。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如此猛烈地转向市场经济无所适从，因而依然对托洛茨基不放心。同时，他们也想维持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两人不认可布哈林的渐进计划，不喜欢斯大林“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原理，对其不断地积累权力也充满怨恨。他们两人受不了人们的指责，即指责他们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为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必须证明自己的激进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两人挑战斯大林和布哈林所组成的反托洛茨基同盟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而斯大林早就做好了准备，迎接他们的挑战。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斯大林好像比在以前的争端中更加冷静了，应对起来也更加自如。那时候，在党内的争端中，他总是大发雷霆、火冒三丈。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还像以前那样气势汹汹、凶残可怕。所不同的是，他不再是毫无取胜希望的牺牲者。现在，斯大林统治着组织局和书记处，并且通过布哈林领导着政治局。因此，他能够表面上保持平静，出其不意地伏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