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另一个竞选议题就是重弹“谁‘丢失’了中国”的老调。他十分欣赏自己竞选顾问艾德温·克拉克所准备的关于亚洲问题的背景材料。用美军对外作战局局长罗伯特·卡特勒的话，该报告几乎成了艾森豪威尔在亚洲的“政策指南”。克拉克给艾森豪威尔兜售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支持实际上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克拉克关于美国在亚洲的行动建议包括：（1）美国应特别注意防止共产党政权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2）美国应特别注意通过经济笼络的手段，如设法提高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使其更加靠拢美国，“反对斯大林的共产主义”；（3）美国应关心和支持那些“已经遭受共产主义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斗争”。文件特别提醒艾森豪威尔对中国要“特殊对待”，因为中国文化及文明对整个亚洲都有影响。
克拉克还专门附有一篇关于台湾的分析报告。报告回顾了台湾战后的历史、经济、政治及美国对台政策和援助。它建议“尽可能地利用台湾岛”，以达到美国太平洋政策的总目的。它指出国民党政府是“亚洲一个毫无疑问的反共政府”，是“美国坚定的朋友”。国民党军队“有能力形成强大的攻击力量，并取得解放大陆的最后胜利”。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不负众望”，一举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结束了民主党20年的统治。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立即启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任国务卿。杜勒斯出身于牧师家庭，担任过律师，反共思想极其强烈。杜勒斯由于其本身的内在因素和当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在美国政坛一时权倾朝野，成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他秉承艾森豪威尔旨意，对美国对外战略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调整。
伴随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对外政策整体战略的调整，杜勒斯严厉批评其前任执行“遏制”政策“消极无力”。杜勒斯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制度“使亿万人遭受着专制的威胁”，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与苏联抗衡，力图使中国及东欧从苏联的“控制”下“解放”出来。[27]他对中国同苏联之间的“邪恶”的关系尤其感到愤慨，表示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了”。于是，他利用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一时的大气候，首先将在国务院任职的一批曾批评过国民党的“中国通”，统统清理出国务院。
接着美国政府宣布改变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使命。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将奉行“一个崭新的、积极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指出，1950年6月，第七舰队所接受的是一个“双重”任务，即一方面“防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另一方面“确保台湾不被用做反对中共大陆的军事基地”。他说该政策的问题就在于它实际上是为“共产党中国的防御助了一臂之力”。艾森豪威尔回顾了朝鲜局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入侵朝鲜、攻击那里的联合国军”以及同苏联一道反对“联合国提出的停战协定”等事实，指出美国所奉行的台湾海峡“中立政策”，只起到了保护“共产党人”和“允许他们在朝鲜肆意屠杀我们及盟国的士兵”的作用。美国政府决定：“第七舰队不再用于保护共产党中国。”[28]西方新闻界称这一政策调整为“放蒋出笼”。
艾森豪威尔的所谓“崭新”和“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其前任相比，并无根本的区别。早在杜鲁门任内，美国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已经着手修补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如支持台湾当局把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通过与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国家或地区签订所谓“防务条约”，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遏制”网。艾森豪威尔声明中要求第七舰队放弃所谓的“中立”，只不过是对既定事实的再次确认。然而，艾森豪威尔的宣言至少给人一种印象，即他对在朝鲜战场上的共产党人执行了一条“更加强硬的路线”。他的反共言辞最起码给了台湾当局心理上的支持。2月4日，蒋介石就此发表声明：“余认为艾森豪威尔（原文如此）总统解除台湾武装部队限制之决定，无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言，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29]4月6日，他又在台北石牌实践学社作了题为《第一回合的胜利》的长篇演讲，说：“这次美国对台湾解除中立化的举动，只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一纸声明而已，但其所收获的代价，却已无法估量，你能说这不是美国新政策的胜利吗？”[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