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美国人打开“中立化”这只到处是缝隙的笼子之前，蒋介石早已溜了出来，绕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山姆大叔，不时地向对岸的同胞释放冷枪冷炮。
朝鲜战争狼烟始起，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将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部队从原来20个军的番号缩编加强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并将收编的海匪武装“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编为“中华反共救国军”，准备“反攻”大陆。当时，台湾当局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未被人民解放军攻占的20多个岛屿上，共驻有7万余人的战斗力量，其中有6万余人的正规部队结集在最易受到攻击的金门和马祖。国民党军队就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对大陆及沿海已解放的岛屿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
1951年初，朝鲜战事急剧恶化，美军及李承晚部队开始向中朝军队发起全面进攻。台湾当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调集军队大规模窜犯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鉴于以前“小打小闹”，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国军”一反常态，把活动区域从沿海拉到内陆山区，将“海上阵地”转变为“山区根据地”。一贯崇尚美械的中国国民党军队要和中国共产党军队打一场游击战，这未免有点滑稽，其结果也可想而知。1951年6月至9月，台湾当局为实现建立“敌后游击区”的美梦，曾分4次派遣6股共800余人的武装匪特，在南到广东南海的琼东岛、北至浙江象山的漫长海岸线上，先后登陆窜犯，但均被严阵以待的大陆军民歼灭。与此同时，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奉蒋介石之命，到缅北收罗国民党残军，分兵两路，对云南边境进行大规模窜扰。6月21日，西路残军攻占沧源县、岩帅、党坝、南掌和镇康县的南伞、大营盘、山口寨。6月6日，东路残军从缅北孟洋地区入窜孟连县城，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6月12日，游击大队吴运缓部、特务大队罗成部400余人入窜勐遮县以南地区，以牵制解放军。李弥亲自到缅北班阳雍和设立总指挥部，先后投入兵力8000余人。美国出动了C-47型运输机，多次向入境残军空投补给。6月3日，解放军云南军区组织了五个团的兵力分四路进行追剿。6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步兵第117团和121团各一部向糯福、青塘出击，迫使残军吕国铨部退出国境。6月下旬，云南军区步兵第120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五个团的兵力合围耿马、双江一带，残军李国辉部撤出国境。7月，李弥再次率部入窜，遭到云南军区的沉重打击。7月底，残军全部撤出国境，退缩到缅北果敢至三岛一线，李弥的指挥部也由班阳撤回孟萨。
台湾当局在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遭到惨重失败后，再次改变战术，采用“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打法。所谓“以大吃小”，就是动用几倍或几十倍优势兵力，在海空军协同下，突然袭击我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守岛部队，并在我增援部队到达之前迅速撤离。6月，蒋介石在大陈岛成立了“大陈游击指挥所”，指派“海军”巡防处长为首任指挥官。不久，为了加强对盘踞在浙东诸岛的蒋军的统一指挥，蒋介石再次起用自西昌逃往台湾后就一直戴着“丧师失地、贻误军国”这顶大帽子的胡宗南，封他为“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9月11日，胡宗南化名“秦东昌”乘209号军舰前往大陈。胡宗南赴任后，立即召开会议，策定在上下大陈建立军政基地，并划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1951年9月至12月，是“纷乱时期”，“以建立军政秩序为急务”；第二阶段，是“巩固基地时期”，“以建立大陈地区防务、部队训练、部队装备、地方保甲等为主要事务”；第三阶段，是“发展时期”，“以充实反共救国军兵力，加强大陆情报网，扩大大陆边沿突击与海上游击，组训岛民充实后备力量，发展闽浙边区游击基地等”。“并制订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工作总计划方案，浙江省政府施政方案”。[31]
1952年春，大陆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已被政治运动搞得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正是“反攻”的好机会。3月20日，他电令“胡主席”：抓住战机，寻隙出击，严惩共军，为党国效力。胡宗南不敢怠慢，抓紧部署“袭共”计划，先后在袭击福建莆田县湄州岛、南日岛和浙江平阳县乌岩、雾城时得手。但是，胡宗南的“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也在袭扰浙江海门镇（现台州市椒江区）白沙山岛、浙江温岭县黄焦岛、福建漳浦县六鳌半岛时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