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见“反共建国”的旗号不灵光了，立即乘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又提出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为此，蒋介石发出号召：“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与信仰之下联合起来。”[24]
1967年3月29日，蒋介石又向青年发出号召：“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叫嚷什么“联合所有反毛的个人的、集体的势力和组织，推翻那个口口声声造反夺权的毛贼残暴统治。不论工、农、兵、学、商，不论种族、党派、成分，亦不论以往一切是非恩怨，只要能实践‘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的信约，幡然改图，抗暴反毛的，就都是‘讨毛救国联合阵线’的盟友斗士”！蒋介石还梦想大陆“反毛”力量会组成“讨毛救国联军”，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并保存与台湾国民党的密切联系，“齐集于国父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下，同仇敌忾，消灭毛泽东”。[25]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大陆“反毛”力量没有响应，就连台湾青年也很少问津。
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被台湾当局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总体战”策略，依然没有任何建树。相反，大陆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5月9日，成功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69年的5月19日，正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最后期限。事实无情地宣布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策略的破产。尽管他在以后几年中，仍继续令“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不断设计新的方案，但这不过是聊以自慰，向世人做做样子而已。
第一次军事“反攻”高潮和撤退大陈
蒋介石在世时，一直念念不忘军事“反攻”大陆。只要大陆出现某些变动，国际环境发生某些变化，他都会神经过敏，以为“打过去”的时机来了，虽然他心里明白这是虚无缥缈的。综观蒋氏数十年一贯坚持的军事“反攻”，大致可看做有三次高潮。每次高潮的来临，都因为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在“反攻”的组织、规模、形式上呈现出明显的差距。
第一次军事“反攻”的高潮出现在1952—1955年前后。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中节节失败，恼羞成怒，实行了“放蒋出笼”的政策。
195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党派之争异常激烈。共和党为夺取总统主座，遂以“K1C2”的公式攻击执政的民主党。其中的“K”代表朝鲜（Korea），“C”代表共产主义（Communism）和腐败（Corruption）。共和党的这一举措，得风气之先，很是符合美国当时日益右倾的政治气候。1951年4月，杜鲁门以不服军令为由，解除了飞扬跋扈的麦克阿瑟本兼各职。然而，麦克阿瑟在回国时却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攻击杜鲁门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界人士”曾告诉他，“总统患了恶性高血压”，而此人是从杜鲁门的私人医生华莱士·格雷厄姆将军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接着又说，这种疾病具有脑子糊涂和思想混乱的特征，算来“总统活不过六个月”。[26]不久，麦克阿瑟又在国会作了题为《老兵不死》的讲演，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几近家喻户晓的地步。麦卡锡之流，乘机掀起更高的反共恶浪，谩骂杜鲁门是“克里姆林宫所怀下的怪胎”，是作家雪莱笔下“弗兰肯斯坦”似的怪物。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得利将军在国会听证会上为政府开脱，承认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时，共和党人更是如获至宝，将此证词视为攻击民主党政府的又一利器。
为了扳倒民主党政府，共和党推出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艾森豪威尔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二战中任北非盟军总司令和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战后任陆军参谋长、北约盟军司令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艾森豪威尔凭借本人担任过战时盟军统帅的威望和因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而形成的反共气候，攻击民主党对外政策的“软弱”，声称“遏制”是消极防御，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与共产主义斗争。他根据其竞选顾问们的建议，猛烈攻击民主党当局亚洲政策的“失误”，指责杜鲁门当局不仅造成了“亚洲大陆的大部分被克里姆林宫所支配”，而且“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竞选中，他先发制人地宣布：一旦他当选，他将亲自出访亚洲并且使朝鲜问题得到解决。10月24日，艾森豪威尔所发表的他不顾个人安危，将亲临朝鲜考察的讲话，使他在竞选中的支持率达到了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