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敌对斗争与大陆革命工作之决议》、《对五院从政主管同志工作报告决议》和《军事报告决议》等。国民党的这些决议宣称要推进“战地党务”和“海外党务”，加强“党政关系”，推展“五院”分工合作，充实反攻作战准备，把握机运，造成“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之势”，以“总体战”行动，遂行“反攻作战”任务。
会议还以“集结全民意志与精神力量”、“充实反共准备为借口”，打着“三民主义思想”的旗号，确定“致力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企图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道统思想”，融会“时代思潮”，去扼止思想文化界“民主”、“人权”观念的传播，重新建立国民党的“道统”，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21]
蒋介石在会议上作了题为《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的演讲，在对大陆现状进行一番恶毒攻击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我要郑重的提出一项结合全民力量的提议——在宪政体制之下，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联盟。今天共同为反攻复国圣战而奋起，明天共同为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国大业而努力。”[22]随后，他将事先拟定的名为《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的提案，交会议议决。提案主要内容：（1）“‘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2）“‘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3）“‘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宗教、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4）“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草案’，融会各方意见，提出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5）“‘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于政府责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6）“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23]
“九大”以后，国民党积极筹组“反共建国联盟”。国民党中央成立由陶希圣、袁守谦、谷正纲、倪文亚、陈建中、阮毅成等11人组成的“专案小组”，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讨建盟事宜，并确定了四项原则：（1）“反共建国联盟”由国民党出面召集。（2）其机构和人选采取“聘任”方式进行，但聘请人员不固定，“联盟”将不断聘请新人，淘汰旧人。（3）“反共建国联盟”不是一时性的结合，而是一个经常性组织，主张设立类似“国民大会”秘书处的机构，负责主持会务，经常与“联盟”成员联络。（4）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人数约300人左右。
1964年1月，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称“‘反共建国联盟’，不是一个一时性的政治利益的结合，而是一个肝胆相照、反共建国、共负责任的组织”，要求迅速建立该组织。3月20日，“行政院长”严家淦在“立法院”答复“立法委员”质询时声言，“反共建国联盟的召开，不会超越宪政体制”，将来“联盟的任何意见，如需先制定法案者，当然必须先经过立法程序”。4月30日，台湾当局“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院务会议通过“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由谷正纲、袁宇谦、陶希圣、余井塘、张其昀、黄伯度、阮毅成七人组成筹委会，谷正纲为召集人，下设秘书室，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四个组，进行各项筹备具体事宜。5月8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唐纵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说，鼓吹筹建“反共联盟”的“重要性”，他说“建立‘反共建国联盟’”的目的，“乃是在可能最广大的基础上，达成全国团结”，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发动反攻前夕的必要步骤”，以图获取海外华人和美国当局的支持。然而，海内外人士如同对国民党遥遥无期的“反攻”叫嚣持有疑虑一样，对“反共联盟”的建立反响冷落，参加者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