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将国民党八大提出的“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建设台湾，策进反攻”等口号，总称为“长期的反攻总体战”。这是台湾当局对“反攻”政策作的第二次调整。其实这次调整，只能算是新瓶装旧酒，因为它的实质仍是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七分敌后，三分敌前”的反共方针下，加强对大陆的“政治作战”。此后，台湾当局就充分利用各种会议，鼓动“反攻大陆”。
1960年9月28日，国民党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一方面企图拉拢大陆同胞，分裂祖国人民，提出“我们同是炎黄子孙，血肉相通，生命相属”，污蔑大陆同胞“不幸被关入铁幕”，遭受“长期的奴役与摧残”；另一方面，鼓动内部，增强反共信心。为此，全会通过《反共建国纲领》和《促进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决议》，并在政治报告决议中诬称：“确信民主必战胜极权，自由必战胜奴役，惟有消灭共党，才能铲除共产根源。”10月2日，蒋介石亲临会场主持会议，在致词中扬言要“提高自信，加强互信，发扬党德，重整党纪，同生死，共患难，切实负起责任，掌握契机，完成艰巨伟大的历史使命”。还说什么：“反攻复国时机很快就要到来，希望大家加速完成各种准备，迎接胜利。”[18]
1962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以推进“反攻大陆总体战”的实现。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复国建国的方向和实践》的报告，大肆制造舆论，阴谋把大陆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分裂开来，并激发其反共心理。全会通过决议，决定了国民党今后的三大任务：（1）“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2）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3）为“反攻复国”和“建设台湾而集中和汇集人才。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和关于《对政治报告决议案》。会议声称这个纲领“是遵照总裁指示的精神，衡酌当前反共革命情形的发展，以及遵照反攻作战革命建国的需要而制定的”。会上由审察委员会召集人谷正纲说明了审查经过。《指导纲领》分为“基本方针”、“实施要领”、“指导与执行”三部分共16条。这个纲领的基本点“是确定光复大陆以完成国家统一”，“恢复人民自由”，“根绝共产暴政”，“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目标”，综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力量，“以发挥总体战的功能，与大陆反共革命相互结合，创造里应外合的形势，团结海内海外、敌前敌后一切反共革命力量，共同反抗暴政，加速共产政权的灭亡”。会议还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强调要“同心一德，自信自强，克服危机，不计牺牲，团结奋斗，向光复大陆的道路前进”。指出“光复大陆要依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要团结海内外反共力量和策应大陆反共革命为中心”开展工作。并以组织名义约束国民党员，要求他们“作革命的前卫、全民的先锋”，“贡献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和生命”，“争取反共的光荣胜利和建国的伟大成功”。
1963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和列席人员共850余人。大会正式确立了“反攻复国总体战”策略，发起所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
陈诚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称“反共作战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它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各方面，以及过去与将来的作战，并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在“总体战”中，大陆是“主战场”，台海是“支战场”，国民党的战略原则是以“政治为前锋，军事为后卫，使大陆革命与台海战争相结合”。[19]大会确定国民党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策进对大陆的“政治作战”，渗进大陆，发展“策反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工作纲领》，制定了“反攻复国”的各项具体部署，鼓吹以国民党“为领导的核心，发挥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心理一切力量，与军事紧密配合，组成一个战斗体，完成反攻大陆的战斗准备”。[20]
为了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功能，确立其在“总体战”中的“核心主导作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正案》，规定“加强各级纪律委员会之职权”，运用监察权能处理违纪案件，整饬党纪，严密组织，达成“巩固的战斗体”。会议决定“加强各级组织的任务”，健全基层组织，重新编组，号以“战斗知能的训练”，使之“担负战时工作与非常任务”，“充分发挥党政军统合战力与联合作战的组织领导作用”。唐纵在《党务工作报告》中强调，国民党各级党部要在观念和方法上实行“革新”，使国民党组织“从战斗中求坚强，从新陈代谢中求发展，从不断革新中求进步”。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政纲案》，以“策进反攻、光复大陆”为目标，强调在国民党的“主导作用”下，建设“复兴基地”、“结合民心”、“充沛战力”，实现其“反共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