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大召开的当天，蒋介石发表“双十节”文告，提出“六大自由”、“三大保证”，以推动“心战政战”的进一步展开。所谓的“六大自由”是：（1）“彻底解散集中营，废除‘劳动改造’的奴工制，保障工人自由择业及组织工会等基本权利，免除奴役胁迫的恐怖，以恢复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2）“根本撤销‘农业合作社’‘集体农场’和‘粮食配给制’等一切暴政，耕地应为农民所有，收获亦为农民所享，免除剥削与冻恶的恐怖，第一步要先恢复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3）“根绝‘马列史（斯）毛主义’的思想毒素，及‘社会主义教育’等洗脑酷刑，彻底解除‘奸匪’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精神和心理上所施的压迫，尊重理性，发展学术，消除‘思想改造’的恐怖，以恢复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4）“取消‘公私合营制’及对民生必须的‘统购’‘统销’等扼杀人民生计的苛政，维护私人合法财产及利润，免除没收与掠夺的恐怖，以恢复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5）“彻底消灭阶级斗争，禁止制造仇恨及清算、公审等一切灭绝人性的暴政。凡家庭受斗争、亲属被杀害者，皆将依合法手续平情处理，不能肆意寻仇，互相残杀，免除循环报复的恐怖，以恢复人民生命安全的自由”。（6）“发扬民族精神，保卫历史文化，崇尚伦理道德，维护婚姻自由，增进家庭康乐，并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与宗教信仰之自由，免除一切控制、迫害的恐怖，以恢复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所谓的“三大保证”是：（1）“凡脱离‘匪军’起义来归的官兵，均与国军袍泽一视同仁，论功行赏”；（2）“凡参加反共工作的各政治集团、各民间组织，除‘共产匪党’外，不论其过去政治立场如何，一律享有平等合法的权利，循宪法规范与公平竞争的原则，共同努力，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3）“凡参加‘匪伪’政党组织分子，除万恶元凶以外，只要其愿为反共革命效力，概本协从罔治和既往不咎的宽大精神，一律予以赦免，并保障其生命财产的安全”。[16]
自从国民党八大本着较为“务实”的态度，确定了“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建设台湾，策进反攻”的策略之后，“军事反攻”的呼声便低落下去，这又使蒋介石感到非常不满。1959年5月19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作了《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的讲话，提出：
客观的中兴复国的机运，自然要有主观的中兴复国的新精神和新气象来掌握的。可是说起来很惭愧，这十年以来，大家虽然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但要说中兴复国的新气象，除开社会生活，日趋于奢侈繁华以外，就很少可以指陈和覆按得来的。因此外电往往指责我们说，现在政府中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反攻复国的问题，又说，他们近来最乐称述的，只是台湾的经建数字的增高，他们也很少再自称为中华民国，而多是说台湾如何如何了。又说从大陆来台的人，他们也都在漫长的岁月中，淡忘了大陆上的家园，因为他们在台湾大多数都有了一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当然这只是外国记者的一种皮相的和不正确的说法，但是这却足以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行动，并没有一些可以开创中兴复国的新气象和新精神，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实在说，由于大家从大陆撤退来台，已经十年，当时国破家亡的悲哀沉痛和污辱血债，也多少为岁月所侵蚀！又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经建的发展，也有一部分人确实在特别忙于照顾自己的生活，并且企图提高其个人待遇为主要的目的，因而或多或少忘记了自己反共雪耻的责任，模糊了自己报仇复国的目标。当然还有很多的知耻奋发的同志，在埋头苦干，尤其是一般基层工作的同志，不求人知，而惟其效忠报国，在我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更引起我对复国建国的前途无限的乐观。所以外人反多看得起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以为自由中国是有前途的。可是像前面所说的那种心理上、生活上、精神上的病态，的确是在我们中兴复国途程中，第一严重的障碍；如果不予以彻底根除，并奋励其知耻雪耻的朝气锐气，那还谈什么反攻复国呢？老实说，如果再过十年，超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