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作了题为《革命形势与大会使命》的演讲。他先照例和与会代表寒暄一通，然后转入正题说：
我们中央党部迁到台湾，八年以来，本党党务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党的改造时期，当时正是革命挫败，大陆沦陷之后，本党组织极为涣散，纪律亦荡然无存，于是本党中央乃决心改造，清理党籍，整饬阵容，以期复兴本党，稳定革命复国的基地。第二阶段就是四十一年七全大会之后，直至今日重建本党的中兴时期，这一时期本党所持的方针，是在广大群众中，结合其爱国革命分子，重建革命反攻的实力。在自由区，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种党务和力量，不仅协调合作，来推动台湾建设工作，并且从各项改造运动中，促进国家总动员，来完成反攻的准备。在海外，则集中全力，扩大反共救国阵线，加强反共斗争，打击“匪伪”分化侨胞的阴谋。至于对大陆的主要工作，就是向敌后加强革命组织，散播革命种子，使其生根茁长，同时加强对“匪”心理战、政治战和社会战、经济战，策进群众反共抗暴运动。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我们改造委员会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诸同志八年以来，竭尽心力，不辞劳怨，和全党党员，接受党的领导，努力党的工作，所辛苦奋斗得来的结果。这是我今天应该先向各位同志表示嘉许，亦是本人引为最大欣慰的事情。到了今天，本党的革命力量，就是要向反攻复国的道路向前迈进了。因此本党今后第三阶段的任务，可以称为反攻复国时期。所以本大会亦就是要以决定反攻复国的总方略，为其中心任务。[11]
根据蒋介石为大会定下的基调，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作了《政治报告》，指出：“在这五年之中，世界局势有很大变化，我们的革命事业在这中间也有非常显著的进步，我们由保卫台湾进而建设台湾，并由建设台湾更进而策进反攻大陆了。”他进而宣称“反攻复国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台湾，二是海外，三是国际，四是大陆”。陈诚的报告标志着国民党已将对大陆政策从“军事反攻”转为“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12]
接着，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厉生作了《党务工作报告》，说了一番：“自四十一年（1952）十月，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五年来的党务工作，皆系遵照总裁指示与本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的规定，以‘巩固自己、结合民众、摧毁敌人’为总目标。”就具体方针而言：“为达成摧毁敌人的目的，五年来的党务工作，始终以大陆与海外为重点，并以大陆、海外与自由地区反共革命力量之团结，共策大陆反共革命运动的发展。”[13]
最后，由“参谋总长”的王叔铭代表军方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他在报告中罗列了六项工作重点，但究其根本，无非是要将国民党军队建设成为“坚强无比之劲旅，以保证反攻复国之成功”之类的话。
晚些时候，大会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就“建设台湾，策进反攻”这个既定方针，提出了一揽子计划。
就“建设台湾”而言：（1）在政治上，“以建设民主与法治为主要目的”。因“民主之基础乃在于法治，而法治之推行，重点在于司法”。“此后如何保障司法之独立，维护法律之尊严，政府应视为建立民主政治之始基”。（2）在经济上，今后“不应以适应目前之需要为非现有之经济能力所足以支持应为不争之事实。因之，累积资本、增加生产，改善投资环境，鼓励自由企业，改进外汇政策，发展国际贸易，提高国民所得，均为此后发展经济，充裕战时财源，应努力以赴之鹄的”。[14]（3）在“外交”上，“与友邦固应加强合作，对所有反共及非共国家，亦应设法力图争取，纵使不能即时恢复或建立邦交，亦宜以国民外交之方式，藉谋友好合作之增进”。[15]
就“策进反攻”而言：（1）在“军事反攻”方面，由于退台八年来的单独行动均未奏效，因而必须借助于“外力”。大会认为王叔铭在《军事报告》中所陈“展开精神动员，结合海内外党政军民统合战力”、“提高行政效能发挥军事潜力”、“加强防空措施确保后方安全”、“厉行青年革命思想教育使能为复国建国而奋斗”、“巩固经济基础，动员工业力量”、“提高军人地位，激励高昂士气”等六项建设性意见，均极重要正确，应力求贯彻实施。此外，还更应该加紧从事“继续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策应军事反攻”、“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战效能”、“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人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扩大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等六方面的工作。（2）在“政治反攻”方面，八大决议案特别强调“心战政战的积极开展”。所谓“心战”，即是利用广播、空投宣传品、办地下报刊、进行策反宣传等手段，以便“未制其人，先收其心”。这项工作在八大召开之前，已取得了相当“成就”。据张厉生在《党务工作报告》中称：“在心战方面基于工作之需要，经于四十三年（1954）将心战综合小组改为‘中央心理作战指导汇报’，统一指导敌前、敌后、海外与台湾之心战工作，目前每日能九种语言，向大陆广播十三小时以上，配合公民营及友邦电台集中宣传，并先后向大陆空投传单十三亿份，日用品与食米二十三万袋，书信作战六万余封”及“向大陆输送传单一千余万份”。所谓“政战”，即是“疏导、联络、消解各方不利反共团结之活动，争取、扶植各方反共人士之组织”以及“以亚盟中国总会为中心，拓展国际民间反共联合战线，广泛联络亚洲反共非共国家与反共团体，及铁幕国家之流亡反共团体，以扩大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