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设计人员感念蒋介石的恩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提出了“反攻大陆”的三种模式。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七届五中全会上将其归纳为：（1）“迫不及待，不问美国同意与否，我们自动的来反攻大陆”。（2）“等到俄共全面侵略战争发动时，与美国并肩作战”。（3）“在获得美国的同情与支持之下，对大陆发动反攻”。在这里，“反攻”的重心仍放在“美国的同情与支持”上。1955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上对前次提出的三种模式作了修订，宣称：“今后军事反攻行动的三个方法”是：（1）“国军首先单独的反攻，而后大陆同胞群起响应”；（2）“大陆同胞自动的起义发难，而后国军反攻登陆接应”；（3）“我们台湾国军反攻与大陆抗暴运动的发展，彼此呼应，内外夹攻”。他还自欺欺人地说：“默察今天内外的形势，使我益信反攻复国的神圣事业，必定可以在这第三个方式之下，来提早发动，加速完成。”[8]
对蒋介石先后提出的两个“反攻”方案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关注的重点已由寄希望于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转变为寄希望于大陆同胞的“起义”、“发难”、“揭竿而起”。蒋介石之所以有此转变，除了美国不配合他的“反攻”之外，重要原因在于蒋对大陆形势的错误分析。他在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时发表演讲，说什么：
“共匪”内部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业已形成了“奸匪”朱毛本质上内溃的大危机。从今年三月到今天，半年之间，“匪帮”内部发生了许多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无一不证明暴力政权已经发生了过去几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动乱，也暴露了奸伪政权必趋溃亡的真相。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下列几项重大事件。1.三月间“匪党”整肃了闹“独立王国”的高岗和饶漱石两匪，受牵连者达数万人。接着又有潘匪汉年与胡风集团的被整肃。2.“春荒大暴动”之后，夏秋之间各大流域又连续水灾，使千万人铤而走险。3.大陆民众反共抗暴的革命行动，达到了最高潮。根据“匪伪”自己的招供，过去一年多以来，就有了所谓“反革命事件”和“经济破坏事件”三十六万四千六百零四件。4.七月，“匪伪”正式通过了“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彻头彻尾的俄化阴谋。5.八九月间，“匪帮”不断宣布边远各省的自治州区，为“共匪”割裂版图，建立俄化大帝国的初步。6.九月间“匪帮”正式宣布其所谓“文字改革运动”，这是它灭绝中国文化最狠毒的一招。
我只要略举以上这些事实，就可证明“奸匪”的倒行逆施，真是变本加厉，日甚一日。正因为“共匪”卖国祸民的事迹昭彰，于是大陆同胞的反共抗暴行动，也就风起云涌，遍布了大陆每一个角落。本党今后应如何迎接这一新的革命形势，进而使大陆同胞的抗暴运动，和我们反攻军事结合在一起，对准“奸匪”，予以致命的打击，实为吾人今日最重要的课题，亦为本党当前最迫切的要务。[9]
毋庸讳言，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地主富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个体农民、工商业者），真心实意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满怀热情地从事于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在中共党内，通过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原“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曹聚仁分析大陆形势说：“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10]因此，蒋介石将“反攻”胜利寄希望于大陆同胞的“起义”、“揭竿而起”，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稍微对大陆情况有所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穿这个“反攻”计划不过是一个被拼命鼓吹大的肥皂泡。
“反攻”政策的两次调整和最后破灭
眼看就要到了蒋介石在《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所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最后期限，如果不对“反攻”政策进行新的调整，恐怕会引起国民党内多数人思想上的混乱和疑虑。于是，蒋介石决定在中国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全党作一个解释和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