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左）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晤。
同日，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公布了“总统府”军政首脑会议的决定，并宣称已命令海空军“暂行停止攻击行动”。同时，叶公超表示，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决定，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之后作出的：（1）在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前，美国政府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共同负担”台湾的“保卫”问题。（2）“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国所公认”，美国政府的上述声明与建议，“当不影响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亦不影响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3）美国政府的建议和政策，只是针对亚太地区当时“遭受共产主义之侵略或威胁”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台湾当局期望的是上述“侵略与威胁”能在“短期内”予以消除，否则，台湾当局“及其友邦自仍有采取其他步骤以抵抗此种侵略或其威胁之共同责任”。（4）台湾当局接受美国的建议，“自不影响中国反抗国际共产主义侵略及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之立场”。从上述声明可以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仍能坚持“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原则立场，这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正因为台湾当局和美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所以彼此间互有保留。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快就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了。
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第一个分歧是要不要在朝鲜战场使用国民党军队的问题。6月28日，蒋介石指示台湾国民党驻韩国“大使”绍毓麟向李承晚转告台湾国民党“以陆军3个师、运输机20架，援助韩国”的意向。[78]同时台湾方面还向美国通报了上述情况。国民党的建议，使华盛顿陷入矛盾的境地。约翰逊主张使用蒋军。杜鲁门开始也有此倾向。但艾奇逊坚决反对，其理由包括：（1）台湾出兵会引起“中共”介入的连锁反应；（2）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大陆战绩并不佳，其“战斗力”未必对扭转朝鲜战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此举将给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增加困难，因为英国根本不愿意国民党军队加盟“联合国军”。在艾奇逊的规劝下，杜鲁门同意让国务院用婉转的方式回绝国民党的主动建议，并提出美国在最后决定之前，可先由麦克阿瑟所在的东京盟军总部派人员调查台湾的防御情况。
朝鲜战争爆发后，给蒋介石一个极大的兴奋点。战争爆发过了几天（7月3日），蒋介石在台湾中央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联合国对韩国战争应有之警觉与措置》的长篇演讲。接着，在这一年12月8日，蒋介石应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蒙特哥麦利的要求，就台湾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发表了题为《自由中国与韩战之关系》的简短讲话。1951年5月16日，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董事金氏（FrankKing），发表了题为《结束韩战之道》的谈话。在这些言论中，第一，蒋介石认为“这一次侵略战争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苏俄在幕后操纵主使，实际上的罪魁祸首就是苏俄帝国主义者”，“联合国和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应面对现实作正本清源的努力，制裁侵略，以维护联合国尊严和世界和平”。[79]第二，蒋介石认为“台湾陆军的反攻大陆，可得到大陆上一百五十万游击队的响应，刻在共产党控制下的许多部队，也将投到我们这方面来，这样北平伪政权的基础便将动摇，韩国的局势，然后便将根本改观”，也就是说“可使联合国在韩境所受的压力大见减轻”。按蒋介石的说法：“一旦台湾国军开始反攻，中共对韩之侵略即将终止，至少中共不能再在韩国发动任何新攻势。”[80]
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另一个分歧是如何看待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政策问题。7月中旬，台湾国民党当局先向美国驻台外交机构声称，由于台湾面临共产党轰炸的危险，美国应该同意台湾实施所谓的“积极防御”措施，即出动空军轰炸大陆的机场和军队集结地，以“防患未然”。此项行动方案遭到国务院的坚决拒绝。[81]国民党当局随后又与麦克阿瑟联系，企图通过他从中斡旋。但杜鲁门总统认为此举后果“非常危险”，明令国务院与国防部指示不能允许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袭击。杜鲁门和艾奇逊推行“台湾海峡中立政策”，看似是为了制止国共之间军事行动的扩大化，但其实质是阻挠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在他们眼里，台湾不过是美国推行其在全球和亚洲的遏制政策的一个“卒子”，必须服从于战略总体的需要。由于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它在亚洲的投入自然有限。而这有限投入的大部分还要着重对付朝鲜战事。所以，它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战火向东南亚或其他地区蔓延。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美国政府极不愿意看到因为台湾当局的“不忍”而“乱”了“大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