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蒋介石用包括贿赂在内种种手段拉拢收买国会议员，组成“院外援华集团”，对国会施加影响。这些保守派议员，虽然对美国日常外交事务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但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动辄攻击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具有极强的“政治杀伤力”。更何况国会掌管着财政拨款的大权，所以白宫和国务院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这些议员的态度。例如，周以德、弗雷斯等人，就经常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国民党这个“老盟友”。
美国对台政策的突变
蒋介石的上述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真正实现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还是由麦卡锡运动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成的。
1950年1月21日，美国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黑斯，被以参与“共产党间谍活动”的罪名判罪入狱。为了防止共和党利用黑斯对政府的攻击，杜鲁门以消除内部的“安全隐患”为名，抢先开始了对在美国政府供职人员的所谓“忠诚调查”。黑斯事件一波未平，反共势力又起一浪，英国特工人员以向苏联泄露原子弹秘密情报的罪名，逮捕了曾在阿拉摩斯原子能实验所任职的科学家劳斯·费希。此事引起了美国对科学家罗森伯格夫妇的审判和处决。在这种疯狂反共的大背景下，“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1950年2月8日，这位默默无闻的参议员，在西弗吉尼亚惠林城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演说，一夜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他声称自己掌握了一份材料，足以证明国务院中有205名“共产党间谍”。十余天之后，麦卡锡在一次参议院特别会议上，又谎称美国政府系统中有81名工作人员为共产党间谍或同伙。3月初，麦卡锡最后将其攻击的火力集中在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上。他指名道姓地特别攻击了九个“亲共分子”，其中包括拉铁摩尔、谢伟思和杰塞普等美国远东问题专家，声称正是在这些“国务院左翼分子”的暗地帮助下，造成了中国大陆的“失陷”。3月底，麦卡锡又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的最高层，公然指责艾奇逊采取了与亲共分子“同流合污的立场”。麦卡锡的反共“清洗”活动与“院外援华集团”在攻击民主党政府对共产党“软弱无能”以及对华政策的“不力”上多有不谋而合之处。他们的聒噪，给最高决策者杜鲁门带来了“极大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艾奇逊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台政策，将应于1950年2月失效的《1948年援华法》延长至6月30日，从而使台湾当局能够使用未用完的有关款项。[76]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30年。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任何国家的重新侵略与对和平的破坏，缔约国任何一方，一旦受到日本或日本同盟的国家的侵袭，并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则应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于美国在远东的霸权政策形成严重威胁，杜鲁门不禁哀叹中国大陆坠入了“苏联的轨道”。
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使美国国内亲台派的言论主张有了更广阔的市场。
在政界，新任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大肆鼓吹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保住台湾”，声称，如果不这样做，美国的敌人将把此视为“美国的软弱退却”，并将在地中海、近东和亚太地区产生“一连串灾难”。5月18日，杜勒斯向远东司提交的报告称：（1）纵观国际形势，当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后，远东力量对比，已经有利于苏联；（2）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再作让步，那么今后亚洲各国必定会在政治上屈服苏联，连欧洲各国亦可对美国的可信赖程度产生担心；（3）共产主义必然向外扩张，美国应尽早加以限制。但如果采取此种行动，台湾就会成为一个最为理想的地区。新任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也在一旁和杜勒斯大声应和，他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认为：（1）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签订，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任何前景”已经“基本不复存在”；（2）苏联的“渗透”已破坏了杜鲁门1月5日声明中最重要的基础；（3）由于中苏结盟，苏联对中国的内战必定“抱有兴趣”。台湾因此可能会变成“苏联在中太平洋的一个海空军事基地”。他敦促政府尽早动手，“遏制扩散的共产主义势力”，以防止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