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的预定原则显然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因此受到顾维钧的严厉质问。杜勒斯解释道：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即是因这一地区“地位未定”，如果对日和约规定了台澎属于中国，美国也就失去了在这一带部署兵力的依据。他毫不掩饰地扬言：“（美国政府）不愿台湾落入仇视美国者之手，尤不愿为苏联所利用”，“美国的用意是要将台湾的地位暂时冻结……冻结台澎岛地位，即是维持中华民国政府地位”。
台湾当局清楚地知道，“冻结”之说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但为了给第七舰队提供“协防”依据，终于被迫向美国低头。12月19日，顾维钧奉命转告杜勒斯，台湾方面已同意在和约中不写明日本将台澎权力归还中国，只写明日本放弃对台澎的权力即可。1951年1月22日，台湾当局以书面文件，正式通知美国同意缔结对日和约。
1951年3月，美国把和约草案送交台湾当局以及与缔约有关的53个国家。台湾当局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和约草案有一个“差别待遇”问题，即只写了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一切权力而未写明将这些权力交还中国。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草案不但写明了日本放弃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岛屿一切权力，而且写明了将这些权力交还苏联。这样，就显露出了歧视“中华民国”的倾向。
本来，美国在草案中关于台澎地位的写法是与台湾当局事先商定的，双方彼此心照不宣。而且，台湾当局为此还早早地想好了遁词：既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写明了日本要将台澎一切权力归还中国，对日和约可不必再写。但因为有了苏联的对照，台湾当局这种自欺欺人的逻辑便不攻自破。在舆论的压力下，台湾当局被迫向美国提出：或者在草案中加进“日本把台澎一切权力归还中国”的条文，或者删去“日本把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一切权力归还苏联”的条文，否则不便在和约上签字。
美国政府出于既定战略的考虑，当然不肯写明“日本把台澎一切权力归还中国”，而且它亦不可能说服苏联作出让步。苏联要求写明“日本把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之一切权力归还苏联”，乃是基于国际法的正当要求，没有任何理由为照顾台湾当局而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因此，美国知会台湾方面，和约草案不能按你方意志进行改动；台湾方面则答复美国，如此则“中华民国”政府不能同意缔结对日和约。
英国政府对此发表意见说：“根据日本和平条约，台湾应当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它主张：“北平政府应当参加条约的签订。”[85]5月和6月，苏联两次提出建议，要求由美、英、苏、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四国外长会议，为对日和约作准备。杜勒斯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并向英国代表表示“美国政府与中共当局打交道显然是不可能的”[86]。
6月中旬，杜勒斯飞往伦敦，经过磋商，最终与英国达成妥协：中国的两个政权都不参加此次签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中国哪个政权签约。即使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签字，条约一旦付诸实施，“中国人民的利益”应当受到条约中所有条款的“保护”。同时，“日本在华所有特权和利益”将“自动取消”，包括其“对台湾和澎湖列岛所拥有的主权”。6月15日，美国把妥协方案通知台湾当局。作为补偿，杜勒斯对顾维钧打包票说：“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建立关系。”
中国作为抗日时间最长，蒙受损失最重的国家，不仅被排除在对日和约之外，而且还要让战败国来选择两个政权之一为媾和对手，这是任何炎黄子孙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周恩来总理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争中，经过时间最久，遭受牺牲最大，所作贡献最多。然而，美国政府却公然违反一切协议，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约。”蒋介石也摆出强硬立场，宣布：“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绝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签订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上、道义上丧失其力量，即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永留不可洗涤之错误。其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余所忍言者——因此种丧失真实性之对日和约，不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速远东局势之混乱，更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也。”随后，“外长”叶公超也发表讲话，称“中华民国之被摒除于旧金山会议之外，无意中实予侵略者以鼓励，此举之不当，实非任何言词所能虚饰。美国政府现正领导自由世界与共产侵略斗争，然在此一重要问题上，意与少数国家之承认共产侵略之果实者采取一致行动，其矛盾殊难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