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植工商企业
在币制改革和土地改革的同时，蒋介石开始考虑依靠“美援”，充分利用劳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发展一些投入少、见效快的轻工企业。其目的是扩大就业、节省外汇，解决1000万人口的生活问题。
蒋介石将这个棘手的工作又交给了陈诚。陈诚是军人出身，对经济并不在行，再加上他在“行政院长”的位子上，必须统筹安排全台湾的各种事务，所以将这付担子交给了台湾区生产管理会副主任尹仲容。
尹仲容，湖南邵阳人，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颇有经济头脑。在大陆期间，他曾经创导电政制度、长途电话网、邮电机构合设。最为重要的是，他说服交通部长朱家骅，筹建九省长途电话网。1936年，朱家骅极力推荐尹仲容出任中国建设银行协理。1949年，他升迁为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常务董事，同时兼任淮南矿路公司董事。同年春，追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出任台湾区生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尹仲容接手后，采取了官转民营、关税壁垒、进口替代等一系列措施，使二战后残破的台湾工商业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一）官转民营。从1948年起，大陆的民营资本为躲避战乱大量涌入台湾。1948年9月到12月，从大陆流入台湾的资金即达2947亿元旧台币，比1948年台币发行总额还多740亿元，这些资金中民营资本占了一半以上。1952年，台湾总共八家民营纺织厂，其中就有七家是从大陆迁台的。与此同时，无孔不入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也随即进入台湾，连书籍文具和印刷业都被垄断专营。
尹仲容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集中官僚资本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还在阻碍台湾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挽救台湾经济，必须“开拓自立成长的新局面”。他一再向台湾当局呼吁，要求“政府”勇于为民营开路，切忌去抢夺民营企业的成果。
“二·二八”后，国民党慑于民众的压力，宣布“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火柴、樟脑、煤矿等陆续开放民营。1950年，台湾当局正式将“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明确划分了官营与民营企业的不同经营方向。官营企业主要经营能源、交通、军工、大型制造业、金融业等与经济命脉紧密相关的行业；私人资本主要从事与人民生计直接联系的纺织、造纸、水泥、营造业以及各种日常消费品的生产。1953年，国民党颁布《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以水泥、造纸、工矿、农林等四大公司的股票作为偿付地价的债券，这就直接促使地主把卖地收入转向工业，为台籍私人资本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国民党还把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376个日资企业和85个日台合资企业出售给私人，这就进一步扩大了私人资本的规模。
此外，为了给民营企业创造一个较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台湾当局想尽办法抑制通货。早在魏道明主台时期，就开始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同时，庞大的特务机器四处兜捕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放高利贷、套购外汇的不法分子，以保障市场秩序，刹住物价涨风。1949年5月21日，台湾银行实行“黄金储蓄办法”。1950年3月，台湾银行开办“优利储蓄存款”。1950年6月，台湾银行又以黄金储备搭配“节约救国储蓄券”及“爱国公债”。其目的都在于回笼货币，减轻市场压力，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1954年，台湾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了12.7万多家，占台湾工商企业总数的96%，资本额达工商企业总资本额的49.7%。民营企业虽然在贷款、能源、原料等方面仍受制于官营企业，但官营企业的产出如不靠民营企业来消费，也无法实现价值。例如，官营糖厂制糖后剩下的甘蔗渣，是民营造纸业的主要原料。从这个角度讲，民营企业要依赖官营，但官营糖厂如卡住这些甘蔗渣不卖给民营企业，则不仅要减少一大笔收入，还要为自己留下一大堆垃圾，可谓损人而不利己。再以官方垄断的金融业为例，如果官方不向占企业总数96%的民营企业贷款，一则积压资金，二则自断财源，本身也无法发展。因此，官办银行不仅把对民间企业贷款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之一，而且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额逐渐超过官营企业。1953—1959年，民营企业所获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7.4%，官营仅占35.2%。
通过这一系列扶植措施，加上土改和“美援”的刺激，与农业和人民生活有关的轻工、纺织、化肥、农机的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带动了经济的全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