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4月，国民党即颁布了《台湾省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工作要点》，将所接管的台湾拓植会社社有地（即日本为其移民准备的土地）及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茶叶公司的农场划出零星土地作公地放领的试验。这次放领宣传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只放领了3883甲，约为2287公顷，在国民党占有的耕地中也只占1.8%。
1951年6月4日，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由此将公地放领工作全面铺开。所有权转移的对象首先是承租公地的现耕农，依次为雇农、承租耕地不足的佃农、耕地不足之半自耕农、需土地耕作的原土地关系人、转业为农者等。“公地”所有权的转移并非是无偿转移，当局规定地价按照该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2.5倍以实物计算，以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全部地价由受领农户十年内偿付，不负担利息。根据公地放租的规定，公地租率为全年收获总量的25%，故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十年地租，每年交纳的租额正好等于每年应交纳的地价，十年期满，即取得耕地所有权。承领土地按质量分为三等，按承领人的家庭人口和耕作能力酌定承领面积，一般每户最多只能承领上等水田0.5甲，或中等水田1甲，或下等水田2甲；若承领旱田，则每等比水田加倍，即上等旱田1甲、中等2甲、下等4甲。
当年共放领土地28447甲，约27685公顷。1952年继续办理，又放领17872甲，约为17351公顷。再加1948年放领的3883甲，合计共50202甲，约47323公顷，略超过当时国民党所占“公地”总数的1/4。承领农户共96906户，平均每户承领7.4市亩土地，以每户5人计，受益者约为50万。1952年2月4日，蒋介石发表《农民节告全国农民书》：“近二年来，我们在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使农民生活得到了实益，在生产上得到了进步。最近政府又推行公地放领，以扶植自耕农；今后并将实施限田制度，以促成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奠定民生主义的基础。”[58]至此公地放领告一段落。
（三）耕者有其田。1952年7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召开第371次会议，确定下一年度的施政中心为实施耕者有其田，并提出三条基本原则：（1）采取温和手段；（2）在不增加农民负担基础上使其获得土地，兼顾地主利益；（3）地主所获地价需由政府引导转向工业。
11月12日，陈诚主持的“行政院”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送交“立法院”审议，遭到“立法院”内保守势力的反对。1953年1月2日，陈诚致函“立法院”，以十分强硬的口气宣称“行政院”提案中的七点原则绝不容改变，“此案势在必行，任何阻碍与困难均在所不计”。陈诚的这种坚定立场得到蒋介石支持。1月20日，“立法院”终于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并规定自1953年5月1日起开始执行。
《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按肥沃和贫瘠程度，将台湾土地分为26个等级。规定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中等水田（7—12等级）3甲，即43.5亩，或中等旱田6甲，即87亩。如地主愿保留1—6等级的肥田，则限额酌情下压。凡超过限额的耕地，一律由当局出面征购，然后再转售给农民。地价同公地放领一样，即相当于该地1948年正产物总产量的两倍半。购地农民分10年向当局偿还地价，还清后即为土地的主人。台湾当局也分10年向地主偿付地价，具体方式是采用债券和股票相结合的方法，其中70%为土地债券，由台湾土地银行发放，水田按稻谷、旱田按甘薯计值，年利率4%，分10年20期均等清偿本息。这种实物土地债券的办法使地主在10年期限内每年可向官方领取固定量的农作物（或按照当年价格折算成现金），从而免受物价上涨之苦；同时当局也可尽量减少现金支出，减轻财政负担，最重要的是避免因支付地价发放货币太多，引发通货膨胀。另外30%为股票，台湾当局在征购地主土地的同时颁布了《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将一些原由官办的企业卖给私人，其中包括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工矿股份有限公司和台湾农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直接迫使地主把卖地所得转为工业投入。
到1953年底，台湾当局已征购地主土地143568甲，即139300多公顷，占全部出租耕地的56%；被征购土地的地主计106049户，占地主总户数59.3%；承领农户计194823户，占佃农总户数的64%。对于允许地主保留的土地，台湾当局在原则上是鼓励自耕，如地主仍要出租，则租额永不得超过1948年产量的37.5%，这笔收入再扣除田赋及其他负担，地主收益不大。而且台湾当局还规定，凡地主保留地不作自耕而供出租者，当局支持佃农以贷款方式自行购买，只要佃农在此土地上耕作满八年以上，即可申请当局代为照价收买，地主不得拒卖。由于“三七五减租”是以1948年为起算点，从1948年到1953年已有六年，再加上减租前的租佃时间，很多农民佃耕已满八年，随时可申请当局“代为照价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