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
有鉴于此，陈诚在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时，增加了一个规定，就是在计算某块耕地的全年总产量时，只以1948年的产量为标准，参照全省情形，由县市地方组织的“推行三七五地租委员会”负责评定，然后再据此评定地租。租额一经评定即永不变更，如耕地因遭自然灾害以致歉收时，佃农可依法申请减租；如歉收的收获量不及三成时，应予免租；如果丰产，则仍按1948年产量的37.5%交租。这样，“三七五”地租在表面上是比例地租，实际是定量地租。另一方面，当局对佃农也作了硬性规定，规定耕地租约在租佃期限未满前，如果佃农地租积欠达两年之总额时，地主可以撤佃。
实行“三七五减租”以前，地主的租额占农田总产量的六至七成。实行减租后，正好相反，佃农所得占总产量的62.5%，如果产量增加，所占比例还可能提高。地主对此强烈不满，遂以撤佃要挟佃农，暗中索取超出37.5%的租额，佃农则据理力争。当时，围绕撤佃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事态相当严重”。虽然《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中已有限制地主随意撤佃的条款，但这个文件只是陈诚以省长官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与当时国民党的有关法令是抵触的。因此，当地主强迫撤佃时，农民虽可向法院控诉，“但司法机关以乏适当之现行法律可资依据……每致地主胜诉，达其撤佃之目的”。1950年底，台湾农村出现“退佃风”，撤佃案件仅台南一县就达2000余件。
针对这一问题，台湾当局于1951年6月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对“三七五减租”予以法律保障。该法案规定：废除租地押金制和预收地租制，租约必须以书面签订，租期不得短于六年。如地主要撤佃，必须合于三种情况：（1）撤佃需租佃双方共同申请登记，方为有效；（2）在租期未届满前，除承租人死亡、无人继承，或已迁徙转业，放弃其耕作权，或是积欠地租达两年之总额外，不能撤佃，即合于上述情况，也须待一期作业结束，下期作业开始前为止；（3）租约期满后，出租人如欲收回土地，须不致因此使承佃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据，出租人不能自耕或原收入已够维持一家生活，不能收回土地。凡违反上述规定而强行撤佃者，一律以违法论处。
该法案的主旨，是在于承认地主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利用政权强行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保障佃农利益。法案颁布后，全省私有耕地全部订立“三七五减租”书面租约，共涉及耕地256557公顷，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31.4%，受益的佃农为296043户，占全省农户的44.5%。[55]这一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佃农们不再过度使用耕地，而是热心于加强田间管理和短期水利建设，收入随之有了较大的改善。台湾农村普遍出现“三七五耕农”、“三七五新娘”、“三七五学生”、“三七五脚踏车”等，说明减租使佃农有能力娶亲嫁女，送子女进学堂，购置生产设备和耐用消费品。
（二）公地放领。蒋介石对“三七五减租”表现出来的成效较为满意。1951年农民节，他发表讲话：“近两年来，由于农民同胞和政府的通力合作，以及友邦农复会等各方的赞助，在在（原文如此）都有长足的进步。在建设方面，我们加强了水利修建，使耕地面积增加；在增产方面，我们采取了减低农民生产成本与办理小农贷款，充实生产资金，促进农产副业等措施；在改进农民生活方面，我们更彻底实行了‘三七五’减租，增加了佃农的收益。这些都是世所公认的最显著的事实。”[56]1951年1月31日，他手令陈诚，从速办理土地改革。一周后，蒋介石再次手令陈诚：“二年来台省实行三七五减租，成绩以及其中缺点均应确实研究与充实改正，今年应以改革土地税、依照平均地权之原则，参照本地实际情况拟订法规，限期实施，并以此为省政中心工作之一。”[57]
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地放领，即把将“国有”及“省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为农民所有，使他们成为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自耕农。这实际上是“政府”先给地主作个表率，以求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耕者有其田”。
台湾土地占有关系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大批“公地”的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台湾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台湾强抢、强占了大批良田，作为其移民的立足点；日本还垄断台湾的重要工商金融事业，如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茶叶公司等，都附带上万公顷土地的大农场。日本投降以后，属于日资的官方和私人产业均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其中“公地”为数可观，约18万公顷，占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81.6万公顷的21.6%。台湾当局能搞公地放领，就是因为有这些土地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