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经过如此“民选”产生的台湾地方当局的官员和“民意”代表，也并不是能由广大民众所“监察”或“罢免”，而是掌握在国民党当局这一“自治监督机关”的手中。另外，实施伊始拟定的“自治计划”并没有全部兑现，不仅“民选省长”成为泡影，就连“民选”的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和“民意”机构也弊病百出，“逐渐失去了地方自治执行机关的功能，而完全成为过去的所谓衙门”。“地方自治人员”以竞选为目的而不择手段，选举风气败坏，甚至造成地方派系。“地方自治通则”也未完成“立法”。此后，台湾当局多次修正“地方自治”法规，将“民选”区长、乡镇长和村里长改为“委派”，削弱“县市议会”检查地方“公库”的权力。县市长候选人也改由国民党提名，主要考虑财产、家世等社会阶层化因素，使其标榜的“政治参与平等化”原则成为一句空话，政治参考权利亦只有极少数阶层人才享有。台湾初期的“地方自治”由此成为“人治”或“党治”的别名。
第三，尽管地方自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它仍不失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所实行的最富成效的政治措施之一。它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己挑选基层领导人的机会。县、市长的竞选者若想获胜，就必须提高本人的道德修养，展现本人的工作成绩。国民党地方党部也面临确保本党候选人当选的新问题，日益严峻的危机感迫使他们不得不重视选民的愿望和利益所在，并在制定政策时尽量予以满足。这样，“官”、“民”之间的对立与隔阂，“衙门”为民办事的诚意与效率，较之大陆时期的国统区，都有较大程度的改善。实行地方自治，亦使那些不同政见者有了一个直接向人民倾吐的合法的讲坛，甚至有可能在竞选中获胜而当选县市长、县市议员，乃至省议员或“中央民意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自治就像给矛盾重重的台湾社会装了一个颇有效能的减震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再有，每隔几年就举行一次的各级选举，使民众耳濡目染，培养了政治参与感，增强了政治识别力，对于民主观念的普及、民主力量的形成，乃至政治民主化取向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五 整顿经济
平抑物价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台湾省当地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据此接收了台湾银行，并允许该行发行的“台湾银行券”继续流通。当时台湾金融十分紊乱，币面上流通的货币包括台湾银行券、日本银行券、日本政府发行之硬币及辅助币等。蒋介石鉴于台湾的特殊性，没有在台湾实行法币制度，而是由台湾银行发行新币（即旧台币），作为台湾地区流行的货币。凡是新币的印制、发行、新币与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及期限，均由台湾银行独立办理，中央银行只是在台湾派驻监理人员，对其业务进行监督。
1946年5月20日，台湾银行改组结束，开始发行新货币，并规定9月至11月，台币以等值收兑原有的“台湾银行券”。当时台湾银行继承了旧台湾银行发行的货币量计29亿余元。由于战后重建、军队复员，所需资金颇多，加上财政部规定台币与大陆流通的法币相联系，而法币贬值甚速，故台币的流通量日增。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立法院例会，质询行政院长宋子文为什么把经济搞得这么糟糕，有何解救良策，何时才能好转，行政院长是否意识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宋子文正在为筹不起军饷发愁，被各方挤兑得焦头烂额，听了这一连串质询大为反感，干脆摊牌：
诸公既然有这么许多疑窦难解，我也无须绕弯子，简单地说吧，政府早已发生经济危机，糟糕并非今日始，这是人人都看得清楚的，糟糕到什么程度，我这里有统计数字，有兴趣的可以详细查考。至于说何以发生经济危机，这里有个连环套，战争消耗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加深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反过来又影响军事，三者互为因果。恕我直言，政府财政经济危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等严重，政府正堕入比抗日战争消耗更为严重的战争中。军事进展不利，战事何日了结？只要战争继续进行，通货膨胀就不能制止，更严重的困难还在后头。老实说，政府现在平衡收支的唯一办法是靠印钞机加转。诸公问到解救良策，何时好转？本人不才，实在别无良策，更不敢许以转机在于何时。现在物价天天涨，本人天天被人唾骂，已经成了众矢之的，我这个行政院长实在无法当下去了，请另委高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