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蒋介石在台北草山（阳明山）邀集国民党中常委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非常委员会”委员举行茶话会，表示他将于近日内复行“总统”职务，宣称：“我出来继续视事，究竟是救国还是误国，尚未可知。我这次重负国家的政治责任，是否能够救国，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所能解答的。”他在讲话中推卸内战失败的责任，称“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他最后声言：“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自保。”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职视事”，并发表《复行视事文告》。在这份“文告”中，蒋介石是颠倒黑白，攻击新中国的建立，说什么“亚洲之形势为之激变，世界之危机日益迫切”；接着，蒋介石是自我吹嘘一番，表示“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受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最后，蒋介石还是鼓吹“扫除‘共匪’，光复大陆，重建我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
第二天（2日），蒋介石特地举行茶话会，款待“国大代表”、“立、监委员”、台湾省“参议员”及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中央委员，再次宣布他“鉴于国内外情势不容再事蹉跎，当此国家民族亡绝续之交，实无推诿职责之可能，故决定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并提出了类似“施政纲领”的四条意见。即第一，“我们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我们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为推行四条“施政纲领”，蒋介石极力排斥非蒋势力，培植亲蒋班底，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在“党务系统”方面，拟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整顿国民党中央至地方各级组织，建立起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治”权力结构。在“政府系统”方面，保持虚伪的而实际不复存在的全国政权，重建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套重叠的行政权力机构，如“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考试院”以及“台湾省政府”等。在“军事系统”方面，仿效美军建制重建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军事机器和指挥机关。
“行政院”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最高行政机关，掌握施政大权，蒋介石必然排斥异己，安插亲信而代之。蒋介石复“总统”职务后，立即于3月6日操纵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排斥掉“行政院长”阎锡山，批准其“辞职”、“退休”，并决定由陈诚取而代之。3月7日，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并改组了“行政院”，张厉生为“副院长”，黄少谷任“秘书长”，俞大为任“国防部长”，余井塘任“内政部长”，朱家骅任“财政部长”，叶公超任“外交部长”，郑遵儒任“经济部长”，贺衷寒任“交通部长”，林彬任“司法部长”，程天放任“教育部长”，吴国桢、蔡培火、田炯锦、董文琦、王师增、杨毓滋任“政务委员”。接着，蒋介石又任命“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接替顾祝同出任“参谋总长”，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蒋介石还任命在大陆时期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人物”如张群等为“总统府资政”或“国军顾问”，帮助出谋划策，“并备咨询”。从而在台湾建立起以蒋氏家族为核心、大陆同去的亲信官僚为主体、联合台湾部分地方政治势力代表人物参政的庞大专制机器。对于“副总统”李宗仁，则加以“贪权误国”的罪名进行弹劾，并于1954年予以罢免。